和厌恶都不会让它噤口。换言之，广播电台对于声音社会的组织包含了机器的性格。这时常会演变为声音的暴力。
的确，广播电台的强大功率已经转换为强大的声望。人们对于广播电台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于某个人真实声音的信任。广播电台是真理之声，个人无非是一孔之见。虽然广播电台的声音没有形象，但是，某些声音具有性格特征。这些富有特质的声音形成了听觉的偶象。根据这些声音特质，许多人时常栩栩如生地想象播音者的肖像风貌。这样，一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成为不露面的公众人物。经过广播电台的播放，他们的能言善辩征服了世界上许多遥远的角落。声音的放大和复制造就了他们的领袖身份，电子技术为他们提供了指点江山的讲坛。
如何占据声音社会的制高点？这是政治家念兹在兹的问题。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危机爆发，广播电台均是争夺的要津。人们时常可以听到种种声音的搏斗。更大的发射功率，在某一频道播放干扰声，建立和取缔地下广播电台，这些均是电子技术制造的搏斗手段。有理不在声高的古训已经被嘹亮的喇叭击垮了。
显而易见，政治家的首要困扰是，声音社会的组织形式轻而易举地废弃了传统的国界。海关和军队阻止不了电波的全方位入侵。众多依附于国界的法规和限制对于声音社会无济于事。如果无法掐断声源，异端的声音无所不在。这是电子技术对于传统政治的严重挑战。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国家的新闻机构失去了信誉之后，商店里的短波收音机立即销售一空。声音社会为人们打开了一条出走的通道。禁锢失效了。声音社会里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无不得到重新定义。国家、政治体制、行政区域、地域文化、寓所的围墙――这些传统的空间划分标准不断地淡隐。声音社会之中，电子技术与新型的意识形态生产之间显示了最为深刻的联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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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的复制产生了奇特的后果。复制的声音具有三个前所未有的特征：脱离了声源――特别是脱离了发声的人体――而存在；脱离了发声的特定时间而存在；脱离了发声的特定空间而存在。总之，声音如同一个独立的物质，并且拥有了唱片、录音带这样的固定载体。复制的声音具有两种主要用途：一，保存声音的记录和档案；二，有助于声音的作品大规模地成为消费的商品。
口说无凭，这是人们由来己久的苦恼。声音迅速地消逝在空气之中，无法成为人们握在手里的证据。谣言的流布，诺言的失信，誓言的改悔，这一切均与声音的无法保存有关。人们的想象之中，口头语言是轻佻的，无足轻重；只有书写字据不可移易。为了防止书写字据的伪造，叙述者通常签名或者按上手印作为担保。手书或者手印是身体的象征，这证明了字据的内容出自某一个真实身体的思想。然而，录音技术的问世勾消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录制的声音完整地保存了一个人的口吻和语调，这是不可抵赖的。无论是飞机上的黑匣子、录音电话还是特殊机构安放的窃听器，声音的现场得到了再现。无论如何，证据学因为录音技术而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除了充任证据，还有哪些声音具有保存价值？所有的人都会立即想到了音乐。录音对于音乐的贡献是难于估量的。如果说，传统的音乐会是音乐家与听众此时此地的遇合；那么，声音的复制打破了演奏的唯一。唱片与录音带把音乐从"此时此地"之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大规模的批量生产。顷刻之间，音乐星星点点地布满了全球的市场。声音的复制与音乐市场的关系大约是从留声机、唱片的发明开始的：
"我一生从没有这样吃惊过，"这是托马斯·阿尔文·爱迪生对自己匆匆设计出来重复说过的话的机器的初次发声所作的反应。那第一句话即是爱迪生自己说的"玛丽有只小羊羔"。第一架留声机的杰出表演在1876年无疑使人大为惊奇，即使是对发明者本人。然而更多的惊奇，还是在留声机之后一百多年中的成绩。留声机历经专利之争、劳资纠纷、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以及打破垄断、发行体系崩溃和电影、广播、电视的出现，还伴随着各类音乐口味、风格和超级明星的沉浮。多少次唱片业的销售面临下跌，甚至多少次留声机似乎濒临绝境，但一个世纪来的总趋势是产品、听众和利润的持续增长。（11）
唱片和录音带令音乐作品日益廉价。音乐不再神秘，不再是演奏家或者指挥家某一次突如其来的灵感与现场气氛独一无二的化合。唱片或者录音带里的音乐可能尽善尽美；但它们不是一气呵成的，它们是录音棚里反复录制和反复修饰的产物。换言之，唱片和录音带里的音乐并非不可重复的生命冲动。这些机器合成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可以由机器的予以复制。于是，那些曼妙无比的乐曲源源地从生产线上涌出；唱片和录音带如同普通商品一样搁在货架上，遍布街头的小店即可购到。音乐厅、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听众共同组成的音乐会压缩在一张唱片或者一盒录音带之中。人们可以携带这些音乐会旅行或者返回寓所。声音的复制让音乐与各种景象的结合产生了广泛的可能性。人们可以用莫扎特的乐曲为一则广告配音，或者让贝多芬的作品回响在送葬的队列之中。如果说，音乐会往往是贵族们相聚的所在，那么，唱片和录音带不仅将音乐带入大众，并且迅速地在音乐与大众之间建立了新的市场形式。显然，新的市场形式开始组织自己的音乐生产。由于唱片、录音带和市场共同形成的传播体系，众多通俗歌曲的演唱明星才有可能成为万众追逐的偶象。人们可以说，声音复制技术产生的意义深刻地进入了文化和经济范畴。 7
如同人们常常看到的那样，电子技术和机器又一次击败了人。音乐家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了广播电台和录音机播放，于是，他们失业的日子来临了。的确，音乐家不得不利用种种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到1925年，美国作曲家、词作家、出版商协会要求无线电节目应付报酬"；1942年，"全美音乐家协会（AFM）以灌制音乐唱片使职业音乐家失业、或至少是严重减少了对演员实况表演的需求为由，投票抵制唱片业"；（12）尽管如此，音乐家已经在市场所制造的竞争关系之间成为理所当然的失败者。20世纪50年代风起云涌的摇滚音乐之中，电子技术和机器成为音乐发展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大卫·R·沙姆韦发现："除了更加物美价廉的唱片，电视和电影也参与了摇滚的传播，其规模远远超过菲茨杰拉德时代的爵士乐。1955年至1986年间拍摄的摇滚电影达四百多部。"（13）
这不仅意味了利润的重新分配。事实上，人们必须意识到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电子技术和机器会不会彻底地代替了人？音乐――广义地说艺术――会不会仅仅是机器操纵之下的乐谱合成而不再是回响在生命内部声音？工业社会已经开始用机器彻底地改造美学了吗？这方面，机器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有一则报道说，模拟帕瓦罗蒂的机器人已经在美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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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柔和的灯光下，一个像帕瓦罗蒂一样臃肿的机器人，穿着帕瓦罗蒂常穿的黑白相间的礼服，腆着肚子走上台来，并向场内听众挥舞着帕瓦罗蒂惯用的白色手绢。当机器人走到舞台中央，微微扬起硕大的头颅，并把嘴唇撮成O型时，高亢有力，灿烂华美的歌声立即溢满了整个大厅。这个机器人的歌声和帕瓦罗蒂简直一模一样，音域达到两个八度以上，所有的声音都透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晶莹明丽的光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音C，也顺畅地穿透了人们的心房。音乐鉴赏家们一致认为，机器人的歌声无疑正是享誉全球的高音之王本人的的本色，而且几乎无可挑剔！
……
这个机器人的研制者说，在制造这个机器人之前，他们得到了帕瓦罗蒂演唱时胸腔、颅腔和腹腔内空气振动的波长、压力及空气流量等数据，然后用电脑系统进行仿真模拟。（14）
机器的声音复制掀开了生命所制造的神秘，这是别一种意义上的"脱魅"。现今的一切都可以用数据予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命奇迹的赞叹将为另一种机器拜物教所替代。广播电台取消了演奏的"此地性"，人们不必进入音乐会现场参与某种"共同感"。音乐不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变为人与物的关系。阿多诺的音乐评论曾经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异议。这与其说是另一种"在场形而上学"作祟，不如说是对机器充当"在场"的主人公表示深刻的忧虑。阿多诺抱怨说，广播电台播放的交响乐摧毁了交响乐的"空间"；音乐会上，这种空间环绕每一个听众，并且让他们回到连续的时间之中――阿多诺认为这是贝多芬式伟大交响乐的特性。阿多诺批评的是一种"原子化了的收听趋势"。这时，交响曲堕落为孤零零旋律的一系列实体化了的片断，根本不具任何否定和共鸣。因此，阿多诺对于电子技术的进步保持了冷淡。在他看来，广播电台的音乐是一种标准化的东西，而"技术的标准化导致集权管理。"标准化产生的是以"假个性"为特征的流行音乐。一旦某些程式得到成功，文化工业就会反复地生产，制造欲望的虚幻满足。这最终使音乐变为社会的粘合剂。（15）
当然，即使在当时就有人觉得，阿多诺低估了机器具有的革命性内涵。现今，最为著名的先锋音乐家崔健对于计算机的热衷表明了问题的另一面。崔健不仅从计算机互联网之中发现了自由、平等和坦诚的作风，同时，计算机还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作曲方式。从《数字崔健》这篇报道之中，人们可以看到计算机与音乐的交织：
崔健第一次接触电子音乐，第一次接触Loop（用计算机实现一个旋律采样的循环使用，现场音乐做不出来）也不太喜欢，但是，当他对计算机有了一段时间的认识之后，崔健的作曲方法完全改变了，"现在的电脑音乐和初期的用电脑模仿乐器有了本质的区别，我经历过初期的阶段，只要用电脑来做记录用，和旋律无关，现在的电脑软件不是你想出什么旋律，它给你记录下来，而是它给你出一大堆旋律，你从中间挑一个。""它有一种新的力度，最直接，不需要时间，不需要练习，能表达出音乐人最想表达的内容。"
即便崔健为电子音乐很着迷，抱着吉它写了几十年歌的崔健不会忘记电脑的局限性，"机器没有即兴的东西，没有感情的韵律，它有机器的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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