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玄言诗与佛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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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为对支遁这两类作品取得一些实际了解,于兹各录一首爰作例证: 三春迭云谢,首夏含朱明。祥祥令日泰,朗朗玄夕清。菩萨彩灵和,眇然因化生。四王应期来,矫掌承玉形。飞天鼓弱罗,腾擢散芝英。缘澜颓龙首,缥蕊翳流。芙渠育神葩,倾柯献朝荣。芬津霈四境,甘露凝玉瓶。珍祥盈四八,玄黄曜紫庭。感降非情想,恬泊无所营。玄根泯灵府,神条秀形名。圆光朗东旦,金姿艳春精。含和总八音,吐纳流芳馨。迹随因溜浪,心与太虚冥。六度启穷俗,八解濯世缨。慧泽融无外,空同忘化情。 —— 《四月八日赞佛诗》 端坐邻孤影,眇罔玄思劬。偃蹇收神辔,领略综名书。涉《老》@④双玄,披《庄》玩太初。咏发清风集,触思皆恬愉。俯欣质文蔚,仰悲二臣徂。萧萧柱下迥,寂寂蒙邑虚。廓矣千载事,消液归空无。无矣复何伤,万殊归一途。道会贵冥想,罔象缀玄珠。怅怏触水际,几忘映清渠。反鉴归澄漠,容与含道符。心与理理密,形与物物疏。萧索人事去,独与神明居。 —— 《咏怀诗》五首之二 上引二诗一佛一玄,皆出自综揽内学、名书的支公之手,真可谓无独有偶。它们体制同为述理篇制,双数句均注意押韵并一韵到底,论诗歌语言风格之肖似亦如出一辙。所不同者《赞佛诗》之说理尚多借用佛像仪形、法会气氛来作烘托,到下半首才完全讲抽象的东西;而《咏怀诗》则几乎全部是在演述形而上的哲理,尤能体现出玄。张伯伟先生《玄言诗与佛教》一文列举出大量事实,用以说明佛理诗和玄言诗之间的浸润融通,“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互相接触、互相交融”。笔者非常赞同他的主张,但需要补充强调一下的是,这种浸润互融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普遍,根本原因要归结到它们诗体来源上的一致性。我们不应忽略,凭借着模拟佛偈、再加上句尾叶韵所形成的佛理诗,其出世时间不早不晚同玄言诗一样是在东晋中期,更何况这两类诗什的作者又往往莫分彼此。打个臂仿,就好像一胎孪生孕育成的两兄弟,非但面貌酷似,气息亦复相通,你中有我而我中有你。那末,玄言诗亦曾受到过佛偈翻译文体的沾溉,不正是事物变演发展逻辑之必然吗? 有关本文论题的探溯,远在半个多世纪前,黄侃先生《诗品讲疏》谈到东晋玄言诗,即有一段发人深思的评述,他说:若孙、许之诗,但陈要妙,情既离乎比兴,体有近于偈语,徒以风会所趋,仿效日众。而后黄氏撰作《文心雕龙札记》至《明诗篇》,又重新转录《诗品讲疏》这几句话,还特意将“偈语”一词改为“伽陀”(gāthā),使之愈加清晰醒目。所谓“情既离乎比兴,体有近于偈语”,表明他考虑问题的重点也是放在诗歌体制上面。据此可以了知,那时黄季刚先生对玄言诗与佛偈的亲缘关系,早就有所觉察。 注: 陈顺智《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第八章《东晋玄言诗论》。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 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论》。 王葆@⑤《正始玄学》第八章《正始玄学的认识论》。 桓庾,胡适《白话文学史》以为指桓温、庾亮,一说指桓伟、庾友、庾蕴、庾阐。 [6]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三《勉学》。 [7]至过江佛理尤盛,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据《文选集注》卷六十二公孙罗引檀氏《论文章》改为“至江左李充尤盛”。按倘从余校,似突出李充于玄言诗形成过程中之地位太过,且无其它史料可资佐证。第论《世说》刘注通行本之标点句读,则确乎疑窦丛生。今特于此句下改用句号,而其前句“世遂贵焉”下改成逗号,殆整段文义即涣然冰释矣,非必待校勘后方能解决者。谨陈管见,以质正于硕学方家。 [8]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二章《传译求法与南北朝之佛教》。 [9]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七章《两晋际之名僧与名士》。 [10]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 [11]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收入作者《理学·佛学·玄学》一书。 [1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第四》。 [13]钟嵘《诗品》中。 [14]严可均辑《全宋文》卷三十一。 [15]章炳麟《辨诗》,收入《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 [1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第四》。 [17]慧皎《高僧传》卷四《支遁传》。 [18]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十四章《南渡及宋的诗人们》。 [19]沈曾植《海日楼题跋》卷一,转引自张伯伟《山水诗与佛教》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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