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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活该。这种方式并不是正当的，但是总有一天美国人应该为自己从来没有遭受打击也从来没有害怕过什么因而为所欲为而付出代价。现在就是这样的一天吧。"
       "我们不是为了死了美国人而高兴，而是为了世界警察遭到了当头一棒而高兴。美国不是布什的美国，他代表的是美国人。说美国人民如何如何，只是政客们的术语而已。你以为美国人民都和你一样善良吗？你以为中国人死了，会有一个美国人哭吗？你哭了吗？"
       以上回贴体现了这样一个逻辑，即将九一一事件与先前的中美关系中的磨擦联系起来，对历史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影响了他们对当前事件的理解。而当今时代的集体记忆正是媒介的产物。"媒介事件是电子纪念碑。它们以其与它们所反应的创伤或者与它们所提供的满足的特殊性质相联系而活在集体记忆中。""媒介事件编辑、再编辑集体记忆。……每一事件都是一个推论中心，它为行进的历史提供视角。"（12）
       同时，网民中也有少数人理解作者的心情，并对偏激的斥责态度进行了批评：
"难道你心中的中国价值观就是一个政府作了坏事（以你的标准），200多年来一直警惕自己的政府，注重自己的自由和自然正义的老百姓们，和政府完全不同的一堆人，就该死。死的越多越好。如果是这样，那我宁愿接受美国的价值观。"
       "我哭是因为我看到我的同胞的种种丑态而哭.我对美国没有什么感情,我对它的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很大的不满,但是除非你们把我绑在老虎凳上刑讯逼供,我是不会承认美国死了的那么多平民百姓就该死.仅仅因为他们是美国人。"
       这些人表示出对无辜百姓的同情。但是，他们也仍然强调自己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只不过他们对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进行了区分，在重新编辑集体记忆时有着不同的逻辑。这种态度在某些专家的看法中得到了更集中的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博士说：
       "不论我们平日对美国的内外政策有什么样的批评，也不管中美两国之间有什么样的摩擦，但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是非观：这是个严重的、史无前例的恐怖行为，伤害的主要是平民百姓，对社会、对公众造成了巨大的恐慌，这种行为必须予以谴责，应当同各国包括美国一道通力合作进一步打击、遏制这种恐怖主义犯罪。我认为这次事件可能会造成美国人近几十年来所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心理挫败。美国人一向说自己是全球最强大最先进最有法制的国家，但是现在人人似乎都感觉到美国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这无疑是一个讽刺，我想这也会刺激美国人对自己的体制做出反思。"(13)
       又如在新浪网嘉宾访谈九一一恐怖事件中，《超限战》的作者乔良说：
       "这个事情来的发生突然，首先我感到很震惊，另外刚才金先生所谈的，这是一个令人悲痛的事，因为上万的平民生命在一刹间没有了，另外有大量的财产受损失。另外这个事件要多角度去看，一方面，这个恐怖主义要受到谴责，另外要看到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美国，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思考，同时也是需要美国人民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我们对这么多拼命的死伤，我们感到通信的时候，美国人民的反省，尤其要比其他的国家来的更沉重一点才对。"(14)
       专家们的头脑较为理智，首先，他们摆明自己的立场：谴责恐怖主义给全球带来的灾难；然后，他们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并强调美国政府应当自我反思。因此，他们的表达语式为："这是灾难，但是，……。"
       网络论坛中，也有部分网民开始自我的反思，对中国人表现出的偏激提出了批判。如任不寐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认为中国民众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仍然超越了理性所能预设的底线，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现出的狂热或冷漠更值得反思。他把原因归结为愈演愈烈的理性缺陷、世代相传的道德冷漠症、种族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转型时期的焦虑释放等方面(15)。也有人将大部分人的对美报复心理视为"中国人本主义传统之死"（16）。与将评判的焦点集中于九一一事件本身有所不同，这些批评者立足事件的外围，将矛头指向了评判者自身，并上升为一种国民性批判。
       总之，网络论坛为民众提供了一个自由进入公共空间的机会，成为各种观点交锋的场所。与主流媒体的反应相比，网络论坛显得更加多元化。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通过网民流露出来的中国人的各种心态，在主流媒体都没有得到反映。官方与民间互不渗透，主流媒体与边缘媒体(指网站在整个媒体中处于边缘地位)相互隔阂，从而导致九一一事件后媒体之间的极大反差：一方是平稳，另一方却是喧嚣，而这正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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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领域的现状与双重要求

       当我们探讨中国公共领域的现状时，澄清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阶段将有利于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最早探讨中国市民社会状况的学者之一邓正来曾提出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的具体策略--两个阶段发展论："第一个阶段的活动集中和反映在经济领域；第二阶段为成熟阶段，其间社会成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时，逐渐进入’公域’，参与和影响国家的决策，并与国家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17)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市民社会在独立的经济领域中发育并逐步完善，但是，要建立一个成熟有效的公共领域，使之成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中介却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面对如何把’自在’的市民社会发展为’自为’的市民社会，换言之，由不自觉地型塑市民社会的阶段向自觉地建构市民社会的阶段挺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而沉重的历史任务。"(18)
       在九一一恐怖袭击带来的媒介事件中，国家与社会仿佛按照两个平行的轨道运行，缺少对话与沟通。一方面，国家对民间的声音采取置之不理或压制的策略，如2001年9月14日，【明报专讯】消息人士透露，针对内地媒体在报道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事件时，反应过于热烈，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太多情绪偏激的言论，中宣部前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媒体加强管理，控制报道篇幅；互联网的开放论坛必须严格把关，禁止再发放为袭美恐怖事件歌功颂德以及幸灾乐祸的言论(19)。另一方面，网民的言论更多的是个人情绪的表达，与国家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一位网民说："从帖子的中反映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普遍的快乐的情绪。……这种快乐是不受任何政府的控制和组织的。也没有受到舆论的暗示和导向。这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且这是与中国政府的表态截然不同的真正代表的民意的快乐。"
       从911事件所引发的媒介事件来看，中国的公共领域还处于离散状态，未能形成有效的对话平台，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来自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努力。一方面，国家为公众提供进入主流话语的途径；另一方面，公众也应当提升社会责任感。有学者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公民社会，强调公众在公共领域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公民社会有自己的公众(PUBLIC)和意见(OPINION)，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公共领域。’公共’必有公众共同关心的事情，必有关乎所有人利益的目标，通过对这些目标的追求，社会形成了一个信息交流、频繁往来、积极活跃的共同体，它必须对公共产品的产出提出自己的要求。"(20)值得强调的是，要使公共领域将经济市民变为国家公民，培养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必须有来自国家的引导。查尔斯·泰勒在《公民与国家的距离》中谈到："构成真正民主决策模式的条件包括：A相关的人民要了解自己是共同体的一份子，这个共同体拥有某些共同目的，并且认定其他成员也分享这些目的；B公民的心声能够被倾听，并在辩论中也能发挥他们的影响力；C由此所产生的决定，是真正为大多数人民所喜好的。"(21)针对911事件后中国的媒介事件而言，如若国家能够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而进入公共空间的公众若能进行理性沟通行为，那么，我们将会有信心地说，媒介事件带来的是社会的整合。

注释：
(1)、(2)、参见Daniel Dayan & Elihu Katz,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9；P20-21。虽然《媒介事件》一书的作者以"媒介事件"指代"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该书的个案研究及结论也都局限于对电视事件的分析，但是，实际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电视与其他媒介，如广播、报纸、网络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本文借鉴了有关"媒介事件"理论概念，用来分析911事件后中国的传播媒介的反应，而不局限于对电视事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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