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操纵

           当人们沉浸在"媒体介入社会生活"（或曰"舆论监督"）的社会进步进程之时，我们似乎忽略了若干相关的并且昭然若揭的事实：首先，是在工业、"后工业社会"，传媒早已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之一；电视及其他大众媒体的兴起，与其说是搭乘上商业化快艇的社会民主化印证，不如说只是向我们展现了媒介权力的获得。其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媒所显现的空前的力度，事实上是权力的媒介与媒介权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相互结合、彼此借重的结果。那破门而入、将不可见人的幽冥公诸于众的壮举，是对经典权力的冒犯；同时，使被冒犯者为之折服的，不仅是所谓媒介的力量（或曰舆论监督的力度），而且是媒介本身作为昔日权力工具所具有的、来自其从属之权力机构的威慑。这一权力的媒介与媒介的权力的相互借重，同时表明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的发生，即当媒介借助经典权力（诸如政治或政府权力）而一路斩关夺将时，它不仅已然开始将经典权力转化为媒介自身的权力，而且成功地成为对媒介自身的资本及文化资本的累积和展示。再次，在所谓"官方／民间"的二项对立的叙述之中，我们不仅必然忽略了经典政治权力己非90年代中国惟一权力中心的事实（这里姑不论政治权力自身的演变），而且似乎可以因为记忆与现实中的权力／暴力，而无视甚至原宥新兴权力（诸如媒介权力）所显现和暴力特征。（7）

           如果说，《焦点访谈》式的新闻评论节目更多地显示了电子传播媒介与传统权力机构的联手，那么，另一些节目――从肥皂剧、娱乐与游戏到故事影片――挑开了话语权力如何兑换文化资本与经济利益的内幕。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是一批活跃于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明星"。必须看到，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明星与传统舞台之上的戏曲演员具有极大的差异。后者更像是传统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活动范围仅仅是某一个剧院甚至某一个村庄的舞台；他们依靠每一台演出收取报酬。他们的表演与体力劳动相差无几，以至于"戏子"是一个遭人歧视的职业。相形之下，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明星利用电波和机械复制挣脱了时空的限制。明星的一次表演可以被制作为无数份拷贝或者录像带、光碟，他们的电子形象将通过销售和传播网络扩散到全世界。事实上，表演仅仅是明星之所以为明星的部分原因，如同乔治·萨杜尔所描述的那样，明星的周围气氛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观众对于电影明星的崇拜是用几百万张签名的照片来维系的，广告和宣传在这些偶象周围散布一种传奇的气氛。明星的恋爱、离婚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化妆品、住宅、他们所喜爱的动物，这一切在某些国家成了一般人关心和津津乐道的题材。"（8）明星崇拜无疑可以追溯到好莱坞的"明星制度"。20世纪之初，电影演员声誉不佳，他们通常隐姓埋名，默默无闻。然而，特写镜头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特写镜头聚焦于个人形象，富有魅力的一颦一笑得到了无比详尽的表露。这纵恿了幻觉的出现：观众觉得自己与明星之间的距离已经取消，某种暧昧的想入非非若隐若现。拉康对于欲望的说法仿佛又一次得到了证实――电子传播媒介制作的影像符号无疑是对于欲望的巧妙投合。于是，电子传播媒介与商业之间的合作因为明星的中介而创造了不俗的业绩。"明星制度"的扩大终于让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电子传播媒介的符号制作是创造偶象的奇妙形式，强大传播功能可以轻易地让一个人身价倍增。于是，电子时代的演员和主持人迅速变成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业。他们所得到的远远不限于表演的片酬，明星崇拜产生的号召力可以让他们销售自传，或者重金受聘而充当广告之中的模特。这时，话语权力、文化资本与经济利益之间环环相扣的演进终于显露无遗。
           这一切当然与绝大多数环绕于电子传播媒介周围的公众无关。通常，他们无缘进入电子传播媒介复杂的循环体系，染指这种循环产生的利益。他们要做的事情仅仅是大量吞噬影像符号，从而招徕广告商。如果某些人试图发表一些独特的、甚至与电子传播媒介的宣谕相互矛盾的观点，或者试图更正电子传播媒介的某些不实之辞，这时他们才会察觉，自己与这个强大的传播体系之间距离得多么遥远。他们的声音不可能抵达演播室和录音棚，这个貌似大众聚会的空间无法任意进入。个人的喉咙不可能与众多精密的仪器抗衡，正像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之中所说的那样："答辩仪器尚未开拓出来，私人没有发射的电器设备和自由"。（9）这种无助和无力的境遇恰恰是一个反衬――反衬出电子传播媒介已经拥有了难以挑战的威严。更大的范围内，这种对比悬殊的关系还将出现于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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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德森曾经提出一个影响广泛的论点：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10）他深刻地阐述了印刷文明与这种想象共同体的相互关系。安德森曾经以小说、尤其是报纸为例说明印刷文字作品如何协同社会时间及空间的想象能力，人们如何因为报纸版面的共时框架和统一的阅读仪式而彼此认同。愈越了亲身晤面的社交圈子之后，母语即是人们之间最为牢固的联系链条。尽管语种与民族国家之间互不重叠――例如，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可能容有多种语言，或者相反，多个民族国家共同使用一种语言――的现象还将引向更为详尽的分析，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安德森有力地揭示了印刷和文字符号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产生的中介意义。现今的全球化语境之中，特定的语言仍然是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可是，电子时代会在多大程度上沿续安德森的分析？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符号如何保持民族国家的主题？如果将电子时代称之为后印刷时代，如果说这时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利益单位，那么，人们是否必须考察这个问题的反面：电子传播媒介会在多大程度上破坏印刷和文字符号制造的"想象的共同体"？
           问题迅速地积聚到影像符号与文字符号之间的差异。影像符号的复盖范围远远超出了文字符号；这意味着，影像符号有力地冲决了围绕文字符号的想象共同体的边界。文字符号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意义被削弱了。一个中国的汉族人可能不懂英语、德语或者俄语，但是，他完全可能看得懂美国、英国、德国或者俄国的电视剧。许多电影导演均持有这种共识：一部完美的电影不必过多地求助于话语，影像符号结构必须有超出言辞的表意功能。卫星电视出现之后，海关无法有效地封锁另一个国度的电视节目；人们可以自如地了解异国他乡的山川名胜、人情世故、起居饮食与消费趣味――换言之，电子传播媒介为观众开启了一个超远远出母语复盖区域的崭新视野。因为语种不平等而产生的不快消失了。人们可以在崭新视野之中重新想象一个远为广阔的空间，想象国界之外还有大批不同种族的观众正在兴致勃勃地观看同一个节目。按照安德森的逻辑，这意味着电子传播媒介正在为人们制造一个世界性的"想象的共同体"。或许，一些人正在理所当然地将这种世界性的"想象的共同体"视为现代性的必然结局――经济全球化指日可待，电子传播媒介不是预示了文化全球化的美妙前景吗？
           必须承认，电子传播媒介对于世界性"同质文化"的诞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这是任何文字著作所不可比拟的。在我看来，安德森建立于他称之为"印刷资本主义"之上的结论不得不作出某种程度的修改。然而，这不一定是让人乐观的景象。电子传播媒介击穿了民族文化之间的壁垒，多种形式的文化在全球范围之内敞开了。尽管如此，这并不是世界文化大同的来临。人们可以在许多场合察觉，一如后殖民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民族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霸权与歧视、压迫与反抗关系仍然在电子传播媒介之中重演。换言之，开放是一个事实，"共同体"却是一个幻觉。全球范围之内，电子传播媒介上的争夺决不比经济领域温和。首先，特定的电子传播媒介毫不掩饰地褒贬不同的民族形象。如果系统地考察过好莱坞影片之中白人、黑人与亚裔人所承担的角色，人们肯定有意味深长的发现。相似的状况可以在电视肥皂剧之中得到证明。《急诊室的故事》曾经在美国年复一年地播映。如同人们看到的那样，这部肥皂剧的角色分配与有色人种的歧视之间存在隐秘的呼应。《急诊室的故事》之中，只有两个纯正的白种人的错误与个人品质无关。专业精良的黑人医生与亚裔实习生显然具有人格的缺陷。这方面的例子如此之多，人们无法以偶然的原因予以解释。（11）当然，更多的时候，电子传播媒介之中民族形象的竞争与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人们从来没有忘记一个事实：电子传播媒介创造的利润同时是民族国家经济总产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国家对于好莱坞电影的抵制不仅是为了阻止"美国品牌"――例如富裕、充满机会、活力、先进的科技，等等――的入侵，不仅"因为好莱坞电影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形象与除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现实生活极不吻合"，而且，这种姿态还因为欧共体与美国之间近1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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