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民主政治·公共空间-点滴论文网为您提供专业论文参考资料。

贝马斯理解的真正的或理想的"公共领域"概念相关。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a  dialogical  concept  ），也就是说，它是以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作为平等的参与者面对面地交谈的相互对话的个体观念为基础的。这个"公共领域"的概念主要是在传统公共性，即以古希腊城邦为典型的、以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面对面的交流为形式的"公共生活"概念基础上形成的，后来又演变为18世纪由私人构成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其主要场所是市镇（town）与文学界（the  world  of  letters）的公共领域（如各种沙龙、咖啡屋、剧场等），它们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一种理性-批判性的公共论辩（rational-critical  public  debate）。正如汤普森指出的，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的时候，一是强调交流的面对面的性质，二是强调它的口语性。虽然他在谈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关注了印刷媒体，但是他的"真正的公共领域&qu ot;的理念依然是以口语交流为蓝本得以理论化的。在这个方面哈贝马斯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解释带有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印记：巴黎与伦敦的资产阶级沙龙、俱乐部、咖啡屋，在早期欧洲的背景中，都是与古希腊聚会与市场相同的东西。就象在古希腊一样，早期欧洲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言谈（speech）中建构、在共享空间的口头争论中形成的。
       显然，这样的"交往"概念与经过媒体中介而确立并维持的交往的区别是明显的，因而也与媒体所创造的公共领域类型相去甚远。带着这样的公共领域概念，哈贝马斯毫不奇
（1）J·Thompson:  Social  theory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life，see  The  Polity  Reader  in  Cultural  Studies,  Polity  Press  ,1994。本章的讨论在很多地方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展开。
（2），同上。

       怪地倾向于对更加现代的传媒类型（如广播与电视）对于公共领域的冲击作出否定性的解释。这不仅是因为媒体工业已经变得更加商业化，而且因为它们所创造的交流情景的类型远离哈贝马斯心目中那种发生在俱乐部或咖啡屋中的面对面的、以口语为媒介的对话性交流。哈贝马斯当然承认广播、电视等创造了新的交谈形式，如广播电视中的公开讨论（TV  chat  show,  panel  discussion）,但是他认为这种讨论形式绝对无法与建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那种批判─理性的论争相比。
       问题是如果我们依然把眼光局限于对话性的公共性，那么至少在阐释的层面上我们就无法达到对于现代世界中的公共生活新本质的令人满意的理解。在汤普森看来，与其像哈贝马斯那样以传统的公共性理念为依据指责大众传媒扼杀了公共领域，不如重新思考公共生活的变化着的本质。换言之，我们应当承认传媒的发展已经创造了新的、传统模式不能容纳的公共性类型。随着传媒的发展，公共性现象已经越来越脱离共享的公共空间，它已经变得解空间化（de-spatialized）、非对话性（non-dialogical），而且越来越与由传媒（尤其是电视）所生产并通过传媒而获得的独特的可见性（visibility）类型紧密相关。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在一个由新的传媒形式渗透的世界中"公共性"的含义。所谓"解空间化"，是指在大众传媒时代，某个事件或某个个体的公共性（可见性）不再与一种"共享的公同场所"相关，因而可以获得一种新的、可称之为"被传媒中介化的"公共性或"经传媒调节的"公共性（mediated  publicity），其特点是常常独立于（不借助于）他们（它们）被大量个体直接观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个体不必直接参与观察（不? 谙殖。┚涂梢酝ü降谋ǖ蓝斡胝庵止残浴９残砸丫涞迷嚼丛接胗纱笾诖サ募际趺浇榇丛斓男碌目杉裕ü残裕├嘈拖喙亍５缡佑肫渌浇榇丛炝艘恢中碌墓擦煊虻睦嘈停负跏敲挥锌占湎薅鹊模膊槐厝坏匚涤诙曰靶越惶福丫芄槐晃尴薅嗟摹⒖赡苁谴τ谒饺嘶募彝タ占渲械母鎏逅哟ァ?BR>        总之，在汤普森看来，大众传播的发展与其说是标志着公共生活的死亡，不如说是创造了新的公共性类型，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经验公共生活、参与公共领域的条件。哈贝马斯的理论的缺陷就是不能解释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以什么方式改变了公共性的本质，他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一种本质上是空间性、对话性的公共性观念之上的。
       以这种方式，大众传播的发展促进了具有自己特点与结果的两种类型的事件的出现，即经过媒介转换或参与的公共事件与私人事件。所谓"经过媒介转换的公共事件"，是指这样的事件：它们原本发生在一个处于公共领域内的机构化的背景中（如发生在国会或法庭中），但是它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记录与传递而获得了新的情形：变得公开化并面向大量的接受者──这些接受者并不在现场，也不曾目击事件的原始发生，他们只是通过传播而获得关于公共事件的知识。如果没有大众传播，那么目击或了解此类事件的人就非常有限；相似地，所谓"被媒介转化的私人事件"则是指这样的事件：它们原先发生在私人的领域，但通过被大众传播记录、报道与传播获得了公共性。后面的一种情况最常见地发生在一些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与各类明星身上。他们既深受其益（想想中国的明星们是如何炒作自己的私生活以提高知名度），也深受其害（想想戴安娜的悲剧）。当然，受其益与受其害原本是一体两面的。正如有学者就戴安娜事件指出的："名人与名人周围的许多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利用传媒，甚至包括不幸的戴安娜本人。……在一定意义上，她在观众面前的那个’人民的王妃’的形象就是她与传媒的合谋"。但是"权力并不是哪一个人绝对拥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可能会发生流变的关系。当你利用了传媒，那么就意味着你不可能不被传媒所利用；当你通过传媒说话，传媒也在通过你声称（生成？）自己的影响……尽管玩火者并不必定都自焚，然而灼伤却难以避免。对于那些准备利用传媒的人，那些急于出名，急于包装自己、出售自己形象的人，这一点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启示。"（1）另外一位作者这样写道：
（1）苏力：《我和你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中》，《天涯》，1997年第6期。
"许多情况下，公众人物与大众传媒本来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这一点用不着遮遮掩掩。传媒对公众人物的需求永难满足，而公众人物对传媒往往又爱又恨，二者既相互依恋，又冤家路窄，仿佛一对在打打闹闹中厮守终生的夫妻，很难说谁对不起谁。"（1）

上一页 [6]

百度搜索:大众传播·民主政治·公共空间 论文录入：朱国文责任编辑：朱国文

上一篇论文：谁出售商品阅听人

下一篇论文：双重视域与文化研究

3、政治家与传媒

       可见，公共性经验与共享空间的分离，或公共性与共在语境（the  context  of  co-presence）的分离，必然导致公共性本质的转化以及（同样重要的）个体参与公共性的方式的转化。正是这种被中介化的公共性的易获取性已经产生出新的机会与新的问题。就与本文相关的大众参与与民主问题而言，新的机会是指，媒介的发展（尤其是电视）使得更多的个体可以经验时空上相隔遥远的地区发生的事件，参与几乎是全球性范围的被中介化的公共性，从而使得自己的参与机会与民主权利得以提高；而新的问题则是，更大的可获取性与可参与性使得那些实施权力──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的人一方面更难控制人们对于信息的接触（而这种控制对于他们的权力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但另一方面一旦他/它们控制了传媒，那么他/它们的权力将借此而覆盖更广阔的空间、导致更可怕的传媒专制。
       至此我们可以讨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大众传播创造的这种新的公共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什么？因为这对于理解大众传播与民主政治或大众参与的关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具有基本的意义。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公共性类型是一把双刃剑。在由大众传媒创造与维持的新公共领域，政治领袖可以通过以前没有的方式出现在其臣民面前。如果说以前的政治领袖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是非媒介化的（即面对面的）或媒介化的程度非常有限，因而其范围必将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现在，这种关系已经越来越受到媒介的中介。这样，臣民对政治领袖的认知与评价、他的忠诚或反抗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必然由传媒来建构。显而易见的是，技巧圆熟、深谙传媒之道的政治家可以利用这一点。他们可以通过精心设计自己的自我表征，通过巧妙安排他们在现代政治的中介化领域的可见性（公共性）来获取乃至骗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正如汤普森指出的，"今天可见性（公共性）的设计已经被广泛地视作机构化政治的重要方面。"由于大众传播的优势，这种设计行为极大地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现代的政治家不仅频频地出现在本国的观众面前，而且在世界的观众面前"登台亮相"。现代政治的中介化场所在是全球性的。这样现代政治与媒体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一个政治家"在镜头中的表现不能打动观众几乎就不能当选"（2）
       话说回来，虽然大众传播为政治家的可见性（公共性）的设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乘之机"，但是它也为政治家与政治权力的运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在大众传播出现之前，政治家能够把可见性设计行为（自己的公众形象）控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如参与者有限的集会）中，而作为整体的全体居民则难得一睹其尊容。他们的权力合法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通过这种距离（不可见性、神秘性）来维持的。今天的政治家则已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控制可见性的设计，现代政治的中介化领域以传统的集会与法庭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