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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可信任的人的重要原因。
     简·爱与罗切斯特最初的关系就是从愉快的交流开始的。二人的邂逅非常有意味。罗切斯特的马摔伤了，他也受了伤，简·爱非常想帮他的忙，当时二人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可是罗切斯特拒绝简·爱的好意，而且看都不看她一眼，而简·爱的执着、热心不免让他心动：“天这么晚了，先生，不看到你能够骑上马，我是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荒凉的小路上的。”（90）这句话触动了罗切斯特，这才引起他对简·爱的注意，也有了谈话的兴趣。
     罗切斯特回到桑菲尔德后的第一天，她在“孤独”和“不受欢迎的忧思”中度过。而二人的谈话则改变了这一点。二人首次正式见面的谈话相当愉快，对话也只有他们二人才懂，外人难以体察到他们的精彩，管家太太“似乎在纳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谈话。”（97）对于罗切斯特来说，此时的简·爱是一个智力相当的谈话对手，这在他以前的生活中是缺乏的。而精神上的对话则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一点也相当难求。
     罗切斯特问简·爱，“你认为我漂亮吗？”简·爱脱口而出，“不，先生”，这句话对罗切斯特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你这个人有点特别”是他的第一反应。简·爱也意识到自己有点不礼貌，立刻向罗切斯特道歉并且解释一番：“先生，我说得太坦率了，请你原谅。我应该回答说关于外貌问题要作一个即兴的回答是不容易的；个人的审美力不同；美并不重要，或者诸如此类的话。”（105）罗切斯特从前的女人，如法国美女赛莉娜当面吹捧他，赞美他，背后却说他是丑八怪，这是他心中的一道伤痕。而今天他面前的一个家庭女教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过是一个高级仆人，一个相貌平平的贫民女子竟然说他不漂亮。这样就与他从前的女人拉开了距离，也抬高了简·爱在罗切斯特心目中的地位。简·爱身上的直率和真诚是他从前的女人所不具备的，也是罗切斯特长期以来寻而不可得的。而道歉又使罗切斯特体会到这个女子的教养和善解人意。这使他把她看作精神上可以平等交流的人。他后来向简·爱诉说自己在巴黎的私生活也证明他在心理对简·爱的重视。她的坦率真诚与才学胆识是她与社会抗争的资本，理智和道德力量是她赢得尊重的“水晶鞋”。
     当罗切斯特想要进行交流时，“不要把椅子拉得再远了，爱小姐，就坐在我放的地方——这是说，如果你高兴的话。”在罗切斯特看来，“引你说话，更多地了解了解你，这将会使我高兴。”（104）
     简·爱向罗切斯特讲述撕毁面纱事件时，勃朗特深思熟虑地展现了简·爱卓越的讲故事的能力。此时第一人称叙述中经验自我的优势非常明显，我们是根据简·爱经历事情的经过来体验事件的全过程：先是烛光和声响惊醒了主人公，接着一个未曾谋面的女人出现在眼前，这个可怖的女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跟随她同样感受。简·爱不仅仅能够分析事件，也能把故事同时传达给了“读者”，立刻消除了叙述话语和小说之间的距离。这样小说与叙述就完全汇合了。热奈特揭示了这种叙述中处心积虑的融合，他称之为“叙述转喻”（narrative metalepsis），尤其制造出一种“双重现在性”（double-temporality）的效果，好像叙述文与故事是同步的。当简·爱成长为叙述者，她的双重角色——主人公和叙述者——自然合而为一，用叙述自我的眼光进行叙述。她的经验自我逐渐成长为叙述自我，学会与人建立可信的交流，并充分享受交流的愉悦。而交流正是确立自我身份的关键。“自我身份的确立并不意味着能够独自完成，而在于通过与他人对话进行商榷。……我自己的身份关键在于与他人进行对话。”36
     离开桑费尔德之前，简·爱与自己内心的“声音”进行争论，基于“世界上没人在乎你”的理由，她屈服了内心的建议。当她最后确实听到了一个声音，那不是她内心的想法，而是罗切斯特的声音，跨越千山万水对她说的话，她立刻回应。简·爱最后成为叙述者的角色就是在她学会把她的心声与“他者”们进行交流，这是一个有效叙述非常关键的技巧。
     离开桑费尔德后，简·爱与圣约翰之间的交流中，她本能地把她的所思所想说出来。罗切斯特希望他们能共同生活而没有婚姻，圣约翰企图要与她结婚却没有爱。她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都表达出来，她的辨才与气度都蕴藏于对话之中了。
     “到别处去找吧，不要找我，圣约翰；去找一个对你合适的人。”
     “你的意思是说找一个适合于我的目的——适合于我的职业的吧。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并非作为微不足道的个人——带着人的自私感的普通的人，而是作为传教士，才希望结婚的。”
     “那我就把我的精力给传教士——他需要的只是这个——而不把我自己给他；那不过是在果核外面加上果皮果壳罢了。他要它们没有用处；我就留着吧。”
     “你留不住——也不应该留。你以为上帝会对半个祭品感到满意吗？他会接受一个残缺不全的牺牲吗？我拥护的是上帝的事业；我是站在他的旗帜下召你入伍的。我不能代表上帝接受一种分割的忠诚；它必须是完整的。”
     “哦！我愿意把我的心给上帝”，我说，“你不需要它。”（333－334）
     圣约翰以上帝的使者自居,口口声声说去印度传教是他的天职。他还以上帝的旨意为借口强迫简·爱嫁他为妻。他以表面的大公无私掩盖了对简·爱鲜活的感情的不管不顾。他并不是因为爱简·爱而想娶她为妻,而只是认为她适合做一个传教士的妻子，是一个传教士的工具。传教士的妻子有婚姻没有爱，桑菲尔德的男主人可以给她爱却没有婚姻。“但在圣约翰的身上简·爱感受到了比罗切斯特更大的威胁。圣约翰会把简·爱全部转换成对他事业的帮助，而对罗切斯特而言，他不会使她成为他自己需要的。”与圣约翰的婚姻“会杀了她。”37
     他的要求似乎存在于堂皇的情理之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在男人的话语体系里似乎无足轻重。而经过了多年学习和思考的简·爱，有了可以支配自己命运的知识和权力，她拒绝了这桩无爱的婚姻。她虽然没有美貌与财富,她却拥有着维多利亚时代那些美女们所不可比拟的独立的完美心灵。她没有圣约翰那些外在的冠冕堂皇的条件,她却拥有着比圣约翰丰富得多的情感世界。
     简·爱话语的力度就蕴藏在对圣约翰的回应之中，读者此时此地也最充分最直接地体会到了简·爱应对时的力度和态度的坚决。圣约翰与先前的人物相比，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形象，有着卓越的说服他人的智慧。而简·爱经过了人生关键的几个转变之后，已经学会进行有效的叙述，使自己的叙述被承认。
     用对话来交流思想，最后界定了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的理想关系。正如小说的结尾处所强调的，“我相信，我们是整天谈着话。互相交谈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活跃的，一种可以听见的思考罢了。”（372）愉快的交谈是她理想生活的标准。
     通过交流她实现了自我地位的确立，在盖茨海德和劳渥德她没有交流的能力与机会，无法为自己正名。伯莎作为夹杂在“角色”中的疯女人38，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无法获得与人交流的机会，从而也无法为自己辩护。而简·爱通过交流使自己的言辞获得承认，得以确立自己的地位。然而，与罗切斯特的交流似乎不如她与黛安娜姐妹的谈话更愉快。这可能与她的生活范围有关。尽管她结婚了，但她的作品都是在闺中的岁月完成的。詹姆斯·泰勒抱怨《谢莉》的男主人公们“缺乏清晰明确的形象，给人印象不深”，她在给他的信中说：“也许你是对的。在刻画男性人物方面，我面临着不利的条件：直观和理论不总是足以代替观察和经验。我在描写妇女时，对我所涉及的领域颇有把握，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不大有把握。” 39
     纵观全文，叙述的第一阶段，对里德一家和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都用粗线条加以描述，保持着一个孩童的视点。第二阶段中对菲尔费克斯太太的描述也不太完全，但由于简·爱对她的行为趋向进行及时的叙述分析，叙述也变得稍稍复杂些。她与罗切斯特之间的关系因为她诚实地探寻自己的内心世界，叙述也比较复杂。而与圣约翰的对话正是棋逢对手。她的话语逐渐成熟，自我身份和地位也逐渐树立起来，同时作品也在个人的意愿和社会语境获得平衡。

     二、 “我兴致勃勃地听他谈”——沉默的简·爱回归女家庭教师的本分

     《简·爱》的女性叙述者在讲故事的行为、故事本身或通过故事塑造的形象都违背了传统的女性形象的标准，那么她就有被读者抵制的危险，无法赢得受述者的赞同和支持，继而失去将来可能的读者，因而难以在既定的社会关系权力规范中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威。那么，《简·爱》的叙述又是如何体现出对既定的身份的皈依呢？
     童年时代的简·爱确实很激愤，但她也知道自己在某些场合下只能保持沉默。不仅仅她在童年时代知道沉默，成年时期的简·爱在学会了与人进行富有成效的交流之后依然有沉默的倾向。沉默在小说的叙述中颇有意味，正如保罗在写给他的信徒迪莫西（Timoth）的信中所说：“妇女必须学会沉默，必须完全服从，我不允许她行如导师，不允许她在任何方面对男人施展权力；她必须缄默无声。……由此可见，基督教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妇女在父权制中是缺席的和缄默的。”40她的沉默与她的对话交流并不矛盾，沉默是她与社会妥协的一个策略，对话同样也是，只不过对话是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的对话，是在不动摇社会既定规范的前提下的交流。
     小说伊始，“伊丽莎、约翰和乔奇安娜·里德，这时候都在休憩室里，正簇拥在他们的母亲周围，她斜靠在炉边的沙发上，心爱的儿女都在身旁（这忽儿既不争吵，又不哭闹），看上去很是快活。”（P1）孩子们围绕这里德夫人，这一家人团团围坐的情景不禁引起外人加入其中的欲望。然而，“找个地方坐下来”，里德夫人说，“不会说讨人喜欢的话，就别多嘴。（P2）”
     简·爱没有权力与里德一家享受聚会的快乐，因为她的话不讨人喜欢，不会说令人认可的话，但事实上，简·爱似乎从她沉默的孤独中找到了难以言传的乐趣：
     休憩室的隔壁是一间小小的早餐室。我溜进了那间屋子。那儿有一个书架。不一会儿，我就找到了一本书，我特意挑一本图画很多的。我爬上窗口，缩起脚，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着，把波纹红呢窗帘完全拉拢，我就加倍隐藏起来，仿佛坐在神龛里似的。（P2）
     简·爱在读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她自己最大的满足。简·爱逐渐认识到快乐就在身边，就在膝盖上的《英国禽鸟史》。勃朗特通过简·爱似乎想要表明，女性获得快乐来自于抑制或者拒绝说话和运用沉默的力量。
     当简·爱阅读的时候，勃朗特在读书与阅历之间作了对比，这里书是一种声音的模本，从而也代替了说话和讲故事的乐趣：
     “每一张画都画出一个故事。在我这样一个理解力还不发达、感情还不健全的孩子看来，这些故事往往是很神秘的，但也总是饶有趣味的，就跟白茜有时讲的故事一样。在冬天晚上，碰上她心绪好的时候，她把熨衣桌搬到婴儿室的火炉边上来，让我们坐在周围。她熨里德太太的挑花褶边，把睡帽的边熨出褶，一边熨一边讲一些爱情和冒险的片断，来满足我们这些全神贯注、急于听故事的孩子。她这些片断都来自古老的神话和更古老的歌谣……（3）”
     简·爱在书——一本“讲”故事的书中“饶有趣味”的图画和故事中忘记了她的悲伤。她从这些图画中吸取的快乐看起来似乎来自说话的记忆：它们像白茜有时讲的某些故事一样有趣。
     当简·爱把阅读的文本与白茜从“古老的神话和更古老的歌谣”中提取出来的叙述联系起来的时候，她的阅读证明了文本与原始声音的关联。现代出版物源于神话和抒情歌谣，似乎只是远古叙述的抄本。她读书时所能体验到的都依赖于对童年时期女佣讲的故事的回忆，她的期待视野与文本的召唤结构刚好得到呼应。而这些故事又来源于“古老的神话”和“更古老的歌谣”，暗示现代文学可以回溯到更古老的抒情文学。 “我膝盖上放着比维克的书，那忽儿真是快活；至少有我的快活之处。我什么也不怕，就怕别人来打扰。”她从读书中找到了快乐，而这些书也许建立在其他文本的基础上。叙述声音没有出现，只有沉默的读者对沉默的读者，绕过了叙述者。
     简·爱初次见到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他称里德夫人为简·爱的恩人，简·爱此时“心里在说，‘他们都把里德太太叫做我的恩人；要真是恩人的话，那恩人就是个讨厌的东西。’（P23）”里德夫人向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介绍简·爱，说她“爱骗人”，简·爱也只能“一边思忖，一边竭力忍住一阵啜泣，赶紧把眼泪擦掉。（P24）”
     离开盖茨海德之前，简·爱的行为和言辞都是颇为激烈的，愤怒的，也多为女性主义者引用，作为她“叛逆”的一个证据，以此把她看作一个不安分的小孩。可是她把胸中不平的怒火喷向里德夫人之后，她虽然得到胜利的快感，然而又似乎有些后悔，进行反省。“我默默地反省了一个钟头（P27），”“我倒愿意去求里德太太原谅（P27）。”这里她在强调她想作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只是旁人不给她机会。她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她的本意，只是“没头没脑的话”是“激动得无法控制的话”。（P26）就简·爱的本意来说，她还是想作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小女孩，她曾经“多么小心地服从她，”“多么竭力讨好她。（P24）”童年时代的简·爱确实有暴烈的性格，但这更多的是一个被构造的“他者”形象，她渴望被承认而不可得。她拥有这种可怕的力量，却又害怕拥有。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简·爱本来也是一个文静、希望讨人喜欢的女孩，可以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在沉默中度过没人关爱的童年。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环境使然。
     不仅仅童年时代的简·爱是一个有沉默、内倾性格的形象，成年之后，在学会了富有成效的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她依然常常是倾听的一方，沉默的一方。“我固然谈得比较少，可是我兴致勃勃地听他（罗切斯特）谈。他的天性就是爱谈话；他喜欢向一个没有建过世面的心灵透露一点世界上的情景和风气（我不是指它的腐败情景和邪恶风气，而是指由于表现的范围广、由于具有新奇的特点才变得有趣的那一些）。”正如米歇尔所说，“男人需要女人保持沉默，目的是使她们成为男性的听众。”41
     不仅仅与男性——罗切斯特的交谈中是这样，与她的表姐妹——黛安娜姐妹的谈话也是这样。“戴安娜的神情和和说话都带有一种权威性；显然，她是有意志的。我天性喜欢屈服于她那样的权威；而且喜欢在我的良心和自尊心的允许的情况下，服从积极的意志。（282）”“晚上，一开始我能谈一会儿话，可是第一阵活跃而畅快的谈话过去以后，我就愿意做在戴安娜脚边的凳子上，把头靠在她的膝头上，轮流地听着她和玛丽说话，而她们却透彻地探讨着我刚刚接触到的题目。（287） ”避免叙述者的声音公开出场是获得更多读者的更有效的方法。
     “克里斯蒂娃指出，基督教文化里上帝、话语与书写构成了新的‘三位一体’（the Trinity）,而妇女只是被书写的符号或象征。她们既被视为‘莉莉芙’（lilith）或巴比伦之妓女，又被升华为圣女或圣母，但都远离女性的真实存在。在父权制象征秩序里，妇女不仅被摒弃于知识与权力之外，而且被拒斥于言词（word）‘这一唯一真实的法则之外。’42言说正是话语权威的象征。如果说简·爱的话语还在言词“这唯一真实的法则”允许的范围内的话，那么伯莎（Bertha）则是一个完全被排除在法则之外的女人。
     罗切斯特戴着宗主国的有色眼镜把伯莎这个“疯女人”的形象涂上了帝国主义的殖民色彩，是处于文化中心的白种人对边缘的其它种族和文化的一种“异化”的表现。然而边缘人伯莎却逐渐向中心靠拢，试图争取平等的地位，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但她确实通过自己的存在消解了权威的罗切斯特的受人尊敬的绅士的形象。他与伯莎结合不能排除经济因素，他不能获得遗产继承权，顺从了其父的安排，娶了一个可以有三万英镑嫁妆的“东方”的女人；而在其父兄去世后他又获得了他们的财产，他富有得可以不在乎伯莎的嫁妆了，可以过放荡的生活了，便把她安置（keep）在暗无天日的阁楼里。在简·爱初次参观桑菲尔德时，她意外地听见了“奇怪的笑声：清楚、呆板，而且悲伤。”（84）然而一个被囚禁多年的真正的女主人却连大笑的权力都没有，还被呵斥“太闹了”。桑菲尔德的男主人有权使这里的女人保持沉默，他也可以用自己权威的话语构造出一个疯女人，而此时此地这个女人却无法说话，无处申辩。我们无法想象，与她的看管人格莱斯（Grace Poole）在阁楼上共度的十年或二十年时光对伯莎的精神健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不知她的感受，她的思想，她的状况。她低吼出的毫无意义的词句，毫无可辨别的人类的气息，只有动物的喧闹和暴力行为。在小说的世界中，我们没有更多的关于伯莎的信息；作为怪异的一类，她只存在于与知情人的关系中：罗切斯特无法掩盖的过去和简·爱的无意识的现在。43相比之下，简·爱的声音有所节制，不同于伯莎咄咄逼人的狂放不羁，伯莎拒绝采用传统的象征女人声音的话语。简·爱的坦率无忌的声音显得对社会秩序无甚威胁，才不出格，显得正常。
     如果说简·爱有沉默的倾向，夏洛蒂·勃朗特的另一部成功的小说《维莱特》中的女主人公露茜甚至完全拒绝叙述。“说得够多了”44,小说中露茜的最后一句话，表示了一种绝对沉默的叙述方式。威廉姆斯也注意到这一点，“我不止一次注意到——也许你们也都注意到了——在公众场合大声的阅读《维莱特》是多么困难。”45这部小说的叙述者捉摸不定，主人公也在很多场合下保持沉默。《维莱特》的语言不是说话，这部小说代表社会印刷业的权力。从交流、讲故事的兴奋中走出来确实存在痛苦和遗憾，因为小说写作和说话之间的联系确实是诱人的。但是放弃这种隐喻式的联系却获得职业成功的满足：“从那天起，我不再做保姆兼家庭女教师了，我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夫人给我加了薪水。”（112）露茜也有一次非常重要的沉默：在小说的读者认识到约翰博士就是她童年时熟悉的格雷厄姆·布列顿时，她早已经认出了。她解释她没有与格雷厄姆相认的原因表明露茜对于写作原则的认同，而写作是抑制说话和自我表现的。这与简·爱在冬日的午后独自沉迷于《英国禽鸟史》有异曲同工之妙。露茜也喜欢独处，享受安宁带来的快乐。
     两位女主人公的性格与夏洛蒂·勃朗特的性格倾向非常接近。萨克雷的女儿用一个客人的话形容萨克雷在伦敦为勃朗特开的一个派对的情形，“那是他一生中所度过的最无趣的一个晚上”，“一个令人沮丧，沉默的夜晚。人人都期待的愉快的交流根本没有开始过。勃朗特小姐蜷缩在书房的沙发里，不时的与我们善良的家庭教师低语……最后，我的爸爸也难以改变这种局面，他悄悄地离开房间，离开了家，到他的俱乐部去了。”46勃朗特的沉默挫伤了一位男性权威对话语的期待。她似乎更倾向于用书写来表明自我身份的存在，而沉默又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对妇女的要求相一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某些场合下的沉默也是获得读者的原谅和肯定的一个策略。当然，作者本人并不等同于叙述者，但无论怎样作者的言行对于理解作品来说还是颇有用处的。历史语境中的真实作者在西方学界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真实作者与文学作品的联系是难以割断的，作者在“死亡”多年以后又“复活”也是历史的必然。

     第四章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

     作者身上及作品中的矛盾是作品受到人们持续关注的主要原因，而作品的矛盾植根于历史语境中，所以我们不妨穿越时光返回维多利亚时代考察作者的生活条件。作为一个入世不深但思想丰富的女性，她对于事物有自己的看法，有个人需要表达的欲望；但维多利亚时代，又存在某些局限，时代的局限和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无法选择的思想状况和经济状况，都迫使她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与一定历史环境的协调与平衡，这样，也使得作品在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获得平衡。
     简·爱有句名言说“女人一般被认为是极其安静的，可是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有一个努力的场地；她们受到过于严峻的束缚、过于绝对的停滞，会感到痛苦正如男人感到的一样；而她们的享有较多特权的同类却说她们应该局限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口袋，那他们也未免太心地狭窄了。（86）”还有简·爱的那句著名的妇女独立的宣言：“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么？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谈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205）凡此种种的言论都被女性主义者以及评论家们多次评析过，以此作为作品叛逆性的重要根据。正因为女主人公的这些言论以及作品在叙述方式上的超越与反叛，这部作品在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上地位显赫，这里不再赘述。毫无疑问，《简·爱》作为经典作品的地位已然牢牢地树立起来了，任何一位写这个历史时期的英国文学的文学史家都无法绕过的作品。因为这部小说在女性文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它也不断地被文学批评家阐释出新意。
     作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喜爱。《简·爱》出版之后， 1847年10月16日出版的头版共印刷2500册，三个月之内便销售一空，1847年12月就出了第二版……47这些读者未必都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那么无疑作品中融合了通俗小说的因素，使它既获得批评家的赞同，也赢得了众多读者。这样她既能表达个人的思考与欲望，也能与出版商之间协调，获得作品公开发表的权力。公开发表作品也是缓解勃朗特一家贫困生活的解决之道。众所周知，勃朗特三姐妹都试着拿出她们自己的小说，这也是她们在寻找生活道路而不可得之后的不得已也是必然的选择。
     首先，写作对于勃朗特姐妹来说，是解决生存之道的不二法门。众所周知，勃朗特家庭并不富裕，父亲在英国约克郡的桑顿任教职。他的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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