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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应付一家人贫寒的生活。勃朗特有着强烈的改变个人生活状况的动机，“她不止一次谈到没有财产的未婚女子的状况：她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没有事情可干，社会地位地下，毫无目的地活着。穷困、厌倦、孤独，都是她常常谈到的坏事。”48这正是她自己生活的真实状况。现实生活不容许她坐以待毙，她必须寻找自己的生活出路。夏洛蒂·勃朗特本人受到一定的教育后，于1835年到罗海德（她受教育的学校）当教师。她希望借此改善家中的状况，此外，由于弟弟勃兰威尔即将开始一个艺术家的前程，有必要补充家中的经济来源。然而，这项工作的限制太多，她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况都不堪这项重负，不得不于1838年回到家中。但是家中的经济状况是不太容易让她安处贫困的。她还当过两次家庭教师，她这两次当家庭教师的时间都不过几个月，因为她忍受不了。《简·爱》中，美丽的英格拉姆小姐滔滔不绝地对简·爱这个家庭教师倾吐的放肆的话可见家庭教师地位之一斑。家庭教师循规蹈矩的工作对于充满想象力的勃朗特姐妹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
     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人来说，除了可以自谋出路，最好的出路莫过于体面地嫁人，那是体面生活的保障。而中产阶级未婚女子总是成为婚姻市场昂贵的滞销品，考虑金钱和门第，她们不会嫁给下层男子，而同阶层未婚男子面临着经济压力，除长子外，得自谋生路，经过漫长个人奋斗获得稳定经济来源后，才娶妻生子，而这时往往年过而立。此外，他们还常在有姿色的女仆或女工中寻找妻子。49这导致两个后果：首先，一些中产阶级妇女的婚姻被耽搁，出现数量惊人的老处女，到80年代这一状况仍触目惊心。“老处女”成了这一时期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形象。“大量妇女从未结过婚，”汤普生说，“例如，在1881年，英格兰45到54岁的妇女，有12%从未结婚，在苏格兰，是19%。”50该数字没说明在中产阶级妇女中这种现象更突出，但因为下层妇女有更多机会接触男性，如在工厂里，在婚姻态度上也更灵活。其次，更多中产阶级妇女虽然结了婚，但一般晚婚。“1825年后，不识字的人比识字的人结婚更早，尤其是不识字的妇女。”不管怎样，50年代前，中产阶级家庭一般子女成堆（如奥斯丁家7个孩子，勃朗特家6个）。在这些家庭里谈得最多的是如何猎获富有的单身青年。女评论家阿姆斯壮则以不带浪漫成分的政治眼光，发现“奥斯丁所有小说的第一行都提到了钱”，并且，“她以一个深谙两性关系的作家自居，致力于揭示性契约的真相。”51阿姆斯壮有意在“性契约”与“社会契约”之间建立一种同构，揭示其交换关系。这成了每个待字闺中的女子最热烈的幻想和最伟大的事业。可这并不容易。例如，奥斯丁就终身未嫁，夏落蒂·勃朗特也迟至38岁才结婚。
     这样，如果不能体面地嫁人，又没有可靠的经济保障，而自谋出路（家庭教师）又很难实现的情况下，写作可以说是一条通向自立之路的康庄大道。在妇女的这个“史诗时代”，大部分文学妇女的婚姻要么被耽搁，要么被延后，面临漫长无趣的闺房岁月，如果不想沉溺于庸俗消遣，阅读和写作就成了惟一高雅的消遣。
     其次，勃朗特姐妹文学才华出众。她们的父亲是才智卓越，文学修养深厚的人，尽管他热爱自己的家庭，但性格孤僻，落落寡合，孩子们经常是弄到什么读什么，包括各种报刊，他们的智力发展得很早。从1825年直到后来的5年多时间里，勃朗特一家的孩子们进行了一场持久的运用想象力的游戏。他们创造了想象中的安格里亚王国，共同精心设计了王国的战争、政治、贵族社会以及他们的世仇和爱情。这些作为文学作品是不值一提的，但它却成了勃朗特家才女们练笔的园地，为她们三姐妹成为职业作家铺平了道路。
     第三，写作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18世纪末发生了一种变化，”伍尔夫回顾英国妇女写作史时说，“若让我重写历史，我将把它描述得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详尽，更有意义。这个变化是：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了。”52但她把她们的写作动机阐释为谋生，并说：“用你的智力一年可挣500英镑。”53她的看法基于当时文学妇女的状况：长子继承权剥夺了其经济来源，而若婚姻又不幸被延迟或耽搁，无法通过它获得生活保障，女仆和女工又被中产阶级妇女认为是“不体面”的下层妇女职业，而写作是惟一既可足不出户、又能获得收入的体面职业。
     夏洛蒂·勃朗特把她一气呵成的《简·爱》寄给出版商时，“史密斯先生就已经决定出版这本书了。不过他的出版条件是比较苛刻的。他们给柯勒·贝尔（夏洛蒂·勃朗特）的稿酬是一百英镑，而附加条件是他今后写的小说的稿酬必须首先提供给史密斯·埃尔德出版社，如果被接受，每一本书的稿酬也是一百英镑，如果再版或把版权卖给外国公司，实际收入可达五百英镑。那本书国内出版的稿酬已达八百英镑。”54在1796年，一本平装小说的零售价大约是3先令，到《简·爱》发表的1847年，才稳定在10先令上下，不管怎样，这都相当于一个工人一星期的收入。照此计算他们一年的收入不过26英镑左右。写作的经济利益优势显而易见。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勃朗特姐妹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获得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从这一点出发，迎合众多读者的阅读趣味也是情理之中的。1847年仲夏，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和安妮的《格雷尼斯·格雷》由T·C·纽比出版公司出版，但夏洛蒂的第一本小说《教师》“被出版商退稿六次，……被认为过于平淡无奇而无法单独发行，但它所表明的文学前景打动了史密斯公司，埃尔德鼓励她说，若以匿名作家的身份再提交一部小说，或许可以得到关注。”55 “过于平淡无奇”的评语无疑是《教师》的事实，我们现在无从估量第一本小说没能出版对夏洛蒂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从她的第二本也是最成功的小说《简·爱》中看出与第一本小说的不同。对比两部小说不难看出《简·爱》大受欢迎的原因。
     《简·爱》中充满了流行元素：哥特式小说的痕迹，浪漫的爱情故事，精神追求型的自传小说以及大团圆的结局等，这些都是吸引大众读者的手段。
     毫无疑问，作品中充斥着哥特式小说的因素，这使得故事情节紧张，充满了凶兆、阴谋、暗杀、通奸、重婚、乱伦、疯子、；《简·爱》具有“刺激”小说的一切成分：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阁楼里的疯女人、不可告人的隐私、图谋杀人的暴力、未果的重婚阴谋……整个作品弥漫着恐怖、神秘、暴力和性意识，这些都是很多通俗小说的卖点。
     哥特小说的背景多为年代久远、部分坍毁的古堡，既体现居住者高贵身份，又表明他们所代表的一切都已接近末路。小说中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多具象征意义，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想象虚幻色彩。在《简·爱》中我们随时都会发现哥特式小说的身影。尤其是桑菲尔德庄园中的情节更不禁让人联想到哥特式小说。当简·爱第一次随菲尔费克斯太太参观时，就听到了“奇怪的笑声”，“笑声以它低沉的、音节清晰的调子重复着，最后以古怪的嘟囔结束。”（84）怪异的笑声预示着祥和的桑府后面隐藏着极不寻常的故事。就在简·爱向罗切斯特大胆地表白自己的真实感情时，暴风雨突如其来，电光猛烈地闪个不停，“果园尽头的那棵大七叶树在夜里让雷打了，劈去一半。”（209）这给即将实现的爱情梦想蒙上了一层阴影。特别是在简·爱在准备结婚的前夜发生的一系列不祥之事更是充满哥特式的神秘和恐怖的气息，冲击着这本该是大吉大利的好日子。简·爱似乎在半梦半醒之间发现了“一个女人，又高又大；又多又黑的头发长长地顺着她的背披下来。我不知道她穿什么衣服；又白又直；可是究竟是长袍，是被单，还是裹尸布，我却说不上。”（232）看到了那张“没有血色的脸——野蛮的脸”，简·爱 “想起了丑恶的德国的鬼——吸血鬼。”（232）早晨起来，她虽然宁愿相信那是一个恶梦，宁愿相信罗切斯特的解释而不相信自己的推理和怀疑，然而，婚纱——幸福的隐喻被盗,幸福消失了。
     文本中恐怖气氛的营造使得小说充满神秘气息，也引起了一定要弄清楚的欲望，欲罢不能。毫无疑问,夏洛特·勃朗特摈弃了哥特体小说的直白裸露的罪恶；激情与残忍的凶杀，而是巧妙地在文本中延用哥特体精神———焦虑与压抑，运用了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阴森的红房子，暴雨，闪电，夜半尖叫，冷月，莫名其妙的失火以及各种恶梦等等，这些都是吸引读者的上策。
     然而，勃朗特的哥特体与典型的哥特式小说决不是两片相同的叶子。她在小说中注入了感性，主要的感情发展成为一种强烈的、自由放任的、甚至肆意放纵的东西，这在历史上哥特体小说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她把反哥特式的东西带进了小说来调节阴森恐怖的气氛。如当罗切斯特太太第一次放火烧罗切斯特的恐怖事件发生后，她用几十页的篇幅来描写英格拉姆家和埃希敦两家人访问桑菲尔德府，大量喜剧手法的运用冲淡哥特体裁的紧张氛围。当罗切斯特太太野性发作，袭击了梅森时，宾客们的惊恐掺杂了喜剧色彩。大惊小怪、乱作一团的太太小姐们奔向他，抓住他的胳膊，罗切斯特命令“别把我拖倒，也别掐死我，”（167）同时“两位穿着宽大白色晨衣的富孀正在象两条满帆的船似地冲向他。”（167）一张一弛的节奏带来了阅读时紧张但不过分恐怖的享受。
     小说的结尾，女主人公财富、爱情双丰收。叔父的财产对于简·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笔钱，她才不是罗切斯特心中一个贫穷的家庭女教师，她才能与罗切斯特平起平坐，成为仆人们心目中真正的罗切斯特太太，一个威严的女主人。
     不论是出于谋生的需要还是因为个人的文学才华，写作都是勃朗特人生的必由之路。而受到出版市场条件的限制，她的小说又自觉不自觉地迎合了市场的需要，赢得了非常广泛的读者群。
     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来看，作品中确实体现出阴柔的女性气质。难怪即使是在女性主义阵营内部，也有很多批评家认为作品趋向于否定作品的女性主义观念。南西·阿姆斯壮、佳·查·斯皮瓦克提出对这部小说进行解读的政治和理论的新的方面。阿姆斯壮认为勃朗特的爱情小说“开始创造一种新的受欲望支配的人物形象”,在阿姆斯壮看来,像《简·爱》那样植根于资本主义哲学背景的女性主义是没有什么进步意义的。斯皮瓦克的观点与阿姆斯壮的不谋而合。她声称《简·爱》的女主人公所追求的“伴侣意义上的爱”以及约翰·里维斯为“社会使命”殉道都不折不扣地体现出对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体系的维护。正如罗兰·巴特指出的：“……写作是一种荣耀而大胆的行为；作家是一个‘艺术家’，你会认为他比一般人更有权力玩世不恭。……不过别弄错：别让任何女人以为，她们可以不先屈服于女性角色的外在价值，就可以利用这种约定。女人毕竟是为男人生孩子的；她们想写多少就写多少，让她们去粉饰自己，但最重要的是，别让她们越走越远；别让她们所得到的升迁，扰及圣经所赋予她们的宿命，并让她们经由母亲角色，为和作家关系紧密的玩世不恭作风付出代价。”“……先锁上闺房，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在室内解放女人。爱情、工作、写作、当职业女性或女作家，要谨记男人是存在的，记得你和他们不一样；你的命令只有以他们为准才可以自由发挥；你的自由是奢侈的，除非你先肯定你的本质和义务。”56
     朴维的观点比较客观全面，她称《简·爱》是一部充满矛盾的文本,是复杂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既对现行的社会体制提出挑战,又呈现出听天由命的一面。朴维对《简·爱》矛盾性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对理解《简·爱》究竟是反传统还是维护传统有启发意义。事实上,这部作品本身已体现出两面性:既向传统观念挑战,又戒绝激进的女性主义。勃朗特通过她的作品为女主人公在女性的传统需求与现行的社会体制的矛盾中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与和谐。57马林·威廉姆斯也认为夏洛蒂·勃朗特对女性主义“怀有很复杂的感情”58。
     《简·爱》的叙述从历史语境中来看确实有超越传统之处，但是源于作家身上的矛盾，作品本身又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简·爱》是矛盾的，作家也是矛盾的，正是它的矛盾与模糊性维护着我们对于这部作品的热情。夏洛蒂·勃朗特力求在女性经验的两难境地中,在既存的社会体制中,为女主人公寻求一种平衡与心灵的和谐,既让她保持独立的自我,又不否认女性的传统需求,有时甚至让她扮演在女性主义者眼里是极为传统的角色。这样一来,小说作者与她的女主人公便不断地在矛盾中挣扎,作品也不时陷入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境地。然而正是这种对矛盾的坦白剖析,以及主人公不懈的努力和挣扎,使小说中矛盾的展现让人更明白地看到并去思考女性的真正需求。女主人公的选择亦非简单的折衷,而是体现作者面对女性欲求的积极思考。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作品中所讨论的问题仍然显得很真实。作者的困惑和不安也是今天大多数女性所必须经历的。
     人本身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是矛盾的，人物的矛盾也是人类生存本身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作家思考的体现。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人站立起来了，成了“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而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泛滥就会成灾。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表明这一点，面对这样的世界王子甚至失去了报仇的信心。古典主义用理性规范人的欲望，可是不仅艺术家在戴着镣铐跳舞，普通人也在理性的光辉中淹没了自己活生生的欲望。启蒙主义再次肯定了人的欲望，普通人也可以在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中直面封建贵族。卢梭的《忏悔录》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但卢梭对人的理解毕竟是理想化的，超时代的。歌德比他要现实要理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寻找着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寻找既满足个人欲望又不违背道德律令的两全其美的道路。正如歌德同时代的康德所验证的那样，人的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之间处于二律背反的永恒矛盾之中。勃朗特既希望在作品中表达个人的思考与欲望，又希望获得公开发表的权力；既想表达个体的生命体验，又希望获得读者的承认。不论是作家还是作品中的人物都在不断的求索，也处在“永恒矛盾”之中，事实证明勃朗特和她的女主人公都很好的在二者之间获得了平衡。
     总之，女性主义研究的两种大致对立的观点源于作者身上及作品对之的表现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在《简·爱》第二版的前言中,勃朗特毅然宣称:“传统不等于道义,伪善也不等于宗教……抨击前者不等于抹杀后者,而且法利塞人的面具应当被撕下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坚定的反传统者。而当1851年7月《威斯特敏斯特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妇女的自治权》的文章，呼吁两性之间的平等,夏洛蒂·勃朗特却不能完全接受它。她认为文章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向往权力，从未感受过爱的妇女”，而且这位作者“忘了世界上还有自我牺牲的爱和无私奉献这样的事”59。作品中简·爱在每次感情宣泄后，经常会出现苛刻的自我反省，或者是以其它的方式来平衡叙事。可见，作品中人物的声音不仅仅是激进的“女性意识”的表达，也可以看到她在很多场合保持沉默，体现着一个女孩应该保持的本分。然而，这两种声音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人物的话语逐渐趋于平静，体现了对维多利亚时代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
     总的说来，夏洛蒂·勃朗特的写作意味着，她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超越传统的叙述方式和女主人公激进的言辞，也由于她能够在既定的社会权威与个人的写作方式之间获得平衡。如同她用匿名发表作品，她的妥协是作品能够发表的前提，公开发表个人话语也是建立在对既定的社会权威的认同的基础上。
     1 Willace Martin，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166.
     2 Anonymous, “the last new novel”, in the mirror,1847.(2): 360-389
     3 Oliphant, Margrena, Modern Novelists－Great and Small .Blachwoods Magazine,1855,(5): 180-189（此二则材料转引自Kappeler. Susanne ed. Teaching the Text, London: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4 Wolf，Virginia. Women and Fiction in Essayists of our Time, ed. Rlaus , C and R Faery , Hareourt: Hare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0, pp.30-62.
     5 Raymond Williams,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London: Chatto &Windus, 1973, p.69.
     6 夏洛蒂·勃朗特著《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以下这部小说的引文都出自这个译本，只在文中标出页码，不再注明。
     7 Frederic Harrison, from Kenneth Graham, English Criticism of the Novel 1865-1900,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4,p.129.
     8 Roy Pascal, The Dual Voice: Free Indirect Speech and Its Functioning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 Novel ,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p.46.
     9 此类论述很多女性主义者已经阐发得很详尽，这里不赘述
     10 Katherine .M Rogers, Feminin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Urbab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p.21.
     11 《夏洛蒂·勃朗特书信》,杨静远译, 三联书店, 1984年版, 前言第19页。
     12 同上，第34页。
     13 申丹著，《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23页。
     14 Steven Cohen and Linda M. Shires， Telling Stories：Theoretic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Fiction, New York ：Routledge，1988，pp.109-112.
     15 李娟，《转喻与隐喻——吴尔夫的叙述语言和两性共存意识》，出自《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第17页。
     16 Steven Cohen and Linda M. Shires， Telling Stories：Theoretic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Fiction, New York ：Routledge，1988，pp.124－125.
     17 (美)苏珊·S·兰瑟著，《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18 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19 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20 屈雅君主编，《新时期文学评判模式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21 Sandra M.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60.
     22 刘晓文:《现代西方女性小说话语策略》，武汉：《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23 Dale Spender, Man Made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1980, p.192.
     24 Virginia Woolf , A Room of One’s Ow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9, p.65.
     25 (美)苏珊·S·兰瑟著，《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p.212.
     26 Raymond Williams,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London: Chatto &Windus ,1973, p.69.
     27 Charlotte Bronte: Jane Eyre and Vellette ,ed. By Mirianm Allott,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3, p.179.
     28 Charlotte Bronte, Jane Eyre, The Ballantyne Press, 1927，pp.129-130. 原文如下：It is in vain to say human beings ought to be satisfied with tranquility : they must have action ; and they will make it if they cannot find it. Millions are condemned to a stille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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