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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即试图去理解某物的人与在流传物中得以语言表达的东西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与流传物得以讲述的传统具有或获得某种联系。” 前见与前见解的关系，比较复杂。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前见是主体与“在流传物中得以表达的东西”及传统三者之间的联系。而前见解则似乎更具主观色彩。加达默尔曾经论述说，“占据解释者意识的前见（Vorurteile）和前见解（Vormeimungen），并不是解释者自身可以自由支配的。解释者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理解得以可能的生产性的前见（die Produktiven Vorurteile）与那些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区分开来。” 在加达默尔看来，前见与前见解又有所不同。根据他本人的说法，前见可以指共有基本主要前见，是“与传统相联系的意义，亦即在我们的历史的-诠释学的行为中的传统因素”；而前见解则是指，“并不是由事情本身而来的”。言下之意，前见是与传统共有的，是生产性的，而前见解则是可能“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但前见与前见解并非完全不同，前见本身又分为“权威的前见和轻率的前见” 而当理解“所设定的前见不是任意的”情况下，解释者就“无需丢弃他内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 ，此时，前见与前见解似乎又是相通的。
     此外，与前见有关的术语还有：“前把握（Vorbegriffen）”相当于海德格尔的先识，加达默尔说，“解释开始于前把握（Vorbegriffen），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意义运动。” 这是从我的主观出发而言的；“预期（Vorwegnahmen）”，“理解的经常任务就是作出正确的符合于事物的筹划，这种筹划作为筹划就是预期（Vorwegnahmen）而预期应当是‘由事情本身’才得到证明。” 这应该是指理解开始前的一种具有准备意味的心理活动；“先入之见”， “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Voreingenommenheit），使得本文可以表现自身在其另一种存在中，并因而有可能去肯定它实际的真理以反对我们自己的前见解。” 先入之见与前见的意思有所重叠；“完全性的先把握”，加达默尔的说法是，“作为一切理解基础的这种循环的意义，还有一个进一层的诠释学结论，这个结论我想称之为‘完全性的先把握’（Vorgriff der Vollkommenheit）。显然，这也是支配一切理解的一种形式的前提条件。它说的是，只有那种实际上表现了某种意义完全统一性的东西才是可理解的。” “这种支配我们一切理解的完全性的先把握本身在内容上每次总是特定的。它不仅预先假定了一种内在的意义统一性来指导读者，而且读者的理解也是经常地由先验的意义预期所引导，而这种先验的意义预期来自于与被意指东西的真理的关系。……我们根据从我们自己的先行实际关系中所获得的意义预期理解了流传下来的本文”，另外，“处境”、“视域”等词也都与前理解有关系。
     单从概念上来看，发生在理解之前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甚至搞不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加达默尔的论述是有原则贯穿在其中的。总的说来，他区分了主体本身的情况、事情本身的情况及这两者所共处的传统，提出真前见与伪前见的分别，并强调传统对于正确进入循环的积极意义。在加达默尔那里，与前理解有关的概念尽管繁杂，归纳起来其实只有两种，一是真的，是生产性的，一切前见、前见解、预期、先把握在其积极的意义上，都属于这个范畴；另一种是假的，他主要来自主体的轻率的判断，通常与事情本身无关，以上的诸概念在其消极意义上又都属于这个范畴。
     加达默尔曾经说，当我们倾听某人讲话或阅读某个著作时，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忘掉所有关于内容的前见解和所有我们自己的见解。我们只是要求对他人的和本文的见解保持开放的态度。” 似乎“内容的前见解”是指来自事情本身的，而“我们自己的见解”则是来自于主体的。他所提倡的对于“真前见”与“伪前见”的区分并不是对抽象的前见解（前理解）的区分，而是对我们自己的见解进行区分：“诠释学上训练有素的意识将包括历史意识。它将意识到自己的那些指导理解的前见，以致流传物作为另一种意见被分离出来并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对待人类的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为前见概念根本恢复名誉，并承认有合理的前见存在。”
     简单地说，就是前见之中，也有主观与客观的分别。与传统一致的，是客观的，轻率的、与传统不一致的，是主观的。但这种说法还不全面，没有充分揭示出加达默尔前理解概念的全部内涵。因为，加达默尔一再强调，要对自己的前见有意识，对真前见与伪前见进行区分。显然，“有意识”的，能“进行区分”的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主体自身。而对主体具有的这种能力，加达默尔却没有进一步论述。相反的，他把这种能力归结为判断与传统达成的一致性。

     因为伟大的历史实在、社会和国家实际上对于任何‘体验’总是具有先行决定性的。……其实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主体性的焦点乃是哈哈镜。个体的自我思考只是历史生命封闭电路中的一次闪光。

     在加达默尔看来，传统如此强大，以致于任何理解活动都不能脱离它，而只能是建立一种主体所来自的传统与对象所代表的历史之间一种交流。

     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而且这种处于决不是什么对象化的（vergegenstandlichend）行为，以致传统所告诉的东西被认为是某种另外的异己东西——它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一种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在这种自我认识里，我们以后的历史判断几乎不被看作为认识，而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最单纯的吸收或融化（Anverwandlung）。

     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自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Einrucken），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这就是必须在诠释学理论里加以发挥的东西，因为诠释学理论过多地被某个程序、某种方法的观念所支配。

     加达默尔把传统与理解联系起来的手段是提出著名的“效果历史”概念。关于效果历史的论述首先建立在对视域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加达默尔认为，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而视域的宽狭、新旧、动静、远近等等则可以用来标明主体在理解发生时所处的地位和态度。“一个根本没有视域的人，就是一个不能充分登高远望的人，从而就是过高估价近在咫尺的东西的人。反之，‘具有视域’，就意味着，不局限于近在眼前的东西，而能够超出这种东西向外去观看。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 。在历史理解的范围内，加达默尔对于视域的具体说明是，主体不应该从当下的标准和成见出发来看待对象，而应该在过去自身的历史视域中去观看过去。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真正理解对象的本来面目。但如果说前见是不可避免的，我又怎能超出自己的前见而获得对过去自身面目的认识呢？这不是与加达默尔所坚持的不能离开前见的观点相反吗？
     加达默尔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巧妙的。他的解决方式是，设定过去与当下相互敞开：当下之中包含历史，历史之中也包含当下；当下进入历史，历史包含当下。这种状态，是前理解在理解中所处地位的绝妙说明，也实现了当下与传统所能达到的最佳的融合。首先，主体为了理解对象而必须把自身置于这个对象中，切身地体会对象的存在样式。加达默尔的比喻是，这好像一位考官或一位医生对考生或患者发问一样。主体并不谋求与对象在某方面达成一致，而只是想把谈话的一切实质内容作为了解对象的一种手段。“当历史意识把自身置于过去的处境中并由此而要求获得正确的历史视域时，历史意识显然正是在做与口试或医生谈话同样的事。” 此时，主体无需使自己与对象的意见完全一致也能理解他的意见。
     但这是可能的吗？在此，加达默尔设置了两个视域——一个是进行理解的人自己生存在其中的当下视域，另一个则是他试图进行理解的并把自己置入其中的当时的历史视域。加达默尔把这两个视域统一起来，归于“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从而提出：

     当我们的历史意识置身于各种历史视域中，这并不意味着走进了一个与我们自身世界毫无关系的异己世界，而是说这些视域共同地形成了一个自内而运动的大视域，这个大视域超出现在的界限而包容着我们自我意识的历史深度。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唯一的视域，这个视域包括了所有那些在历史意识中所包含的东西。我们的历史意识所指向的我们自己的和异己的过去一起构成了这个运动着的视域，人类生命总是得自这个运动着的视域，并且这个运动着的视域把人类生命规定为渊源（Herkunft）和传统（Uberlieferung）。

     我们认为，加达默尔的这段话基本概括了前理解的构成情况。但我们不能同意加达默尔的是，传统从来就不是解释的主体，也不是目的，而只是人的历史事件的抽象与沉淀而已。历史之为历史的特质，不仅在于其过去性，更在于其变动性。新的解释、接受之所以成立，并不是因为和传统取得了一致，反而是因为突破了传统的有限性，从有限的形式中发掘出了新的意义。当加达默尔把一切发展都归于传统归于历史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的正确进入循环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C姚斯：向文艺领域拓展

     解释学发展到姚斯，已经开始向专门的文学接受理论转化。姚斯继承并发展了前辈的“前理解”学说，提出了“期待视域”这一概念。姚斯说：“一部文学作品，即便它以崭新面目出现，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示自身。但它却可以通过预告、公开的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隐蔽的暗示，预告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接受。它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随之开始唤起‘中间与终结’的期待，于是这种期待便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这类本文的流派和风格的特殊规则被完整地保持下去，或被改变、重新定向，或讽刺性地获得实现。” 此处，期待视野的指向很明确，就是由文学作品的类型风格或形式传统构成的、能够唤起读者头脑中已经形成了的印象、经验的思维定式。文学作品通过唤起读者的期待视野而实现“客观化”。可以看出，与加达默尔比较而言，姚斯的期待视野更加具体。
     R·C·霍拉勃认为，期待视野“显然指一个超主体系统或期待结构”，“‘一个所指系统’或一个假设的个人可能赋予任一本文的思维定向。” 如果说在加达默尔那里，视野是由当下与历史共同构成的，那么在姚斯这里，期待视野则主要是指，读者头脑中已经形成的某种定式。它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既往的文学接受中获得的审美经验；其二是主体个人化的生存经验，主要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兴趣品位及事件经历等等。这两方面相互交融而构成具体的期待视野。
     姚斯并没有把这种定式直接归于“更早的定式”或什么历史性的东西。因为，在文学接受的领域，历史、传统的局限性比在一般解释学领域中要更加明显。姚斯直接把注意力投向了文学接受的过程。他提出了“三级阅读视野”：初级的，审美感觉阅读的视野；二级的，反思性的阐释阅读的视野；三级的，开始于期待视野的重建的“历史的阅读” 。姚斯把审美理解的感觉特性归入初级阅读视野。他说，“审美理解主要指向感觉过程，因此，它在诠释意义上相关于初级阅读的期待视野，尤其是具有历史距离的本文或封闭抒情诗，通过反复阅读，掌握其形态上的一致性及意义。” 同时，姚斯把初级阅读视野作为二级阅读视野与三级阅读视野的基础：二级阶段的明确的阐释和任何下一步的阅读都离不开初级阅读的期待视野，即感觉阅读的期待视野。只要阐释者意欲使本文意义视野中抽出的意义的特殊一致性具体化，而且不借助于寓言把本文意义翻译得面目全非，就必须把本文置于一个全然陌生的语境中，即赋予本文以一个超出意义视野之外的意义或曰本文的意向性。
     我们认为，在审美理解中，姚斯所提出的初级阅读视野比二级、三级更具有意义和启发性。也更加在现象学意义上贴近主体本质力量的原初样态，是主体与对象达成一致的基础与归宿。这是姚斯对于审美前理解的发展。姚斯提出的初级视野，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话、词话等旨趣有相近之处。尤其与以禅话诗的潜咏说有接近之处（这一点以后会谈到）。但姚斯没有在此处逗留，与其他理论家一样，他迅速朝具体的方向发展了。
     二级阅读视野强调“反思性”。在姚斯看来，反思更有助于对本文的理解。“反思性阐释的区分只有通过再阅读经验的视野结构所进行的自我证实才能成立。一首诗的意义只有在周而复始地不断再阅读中才能展示自己。每一个读者，都熟知这一经验。读者在不断发展着的审美感觉的视野中所接受的一切，能够作为阐释的反思视野而清晰的表达出来。这样，一级阅读经验便成为二级阅读的视野。” 姚斯认为，在一级阅读中，读者只能意识到诗歌的完成形式，但还没有意识到诗歌完成的意义，更不要说诗歌的“整体意义”了。作品的意义要被理解作有待实现的意义，读者在初级理解活动中只能部分地或正确或不正确地把它实现出来。因此，姚斯认为，反思是必要的：

     这时，读者通过重新阅读，从完成的形式的角度，由终及始、由整体及个别地回过头来建立仍未完成的意义，原来阻碍理解的因素都在第一遍阅读留下的问题中表现出来。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可以期望从意义的个别因素中未定的不同方面——通过阐释工作建立起意义层次上完成的整体，这个整体在意义层次上与在形式层次上分毫不差。这一意义整体，只有通过视角的选择才能建立，……历史视野的问题就应运而生。历史视野构成作品生成和效果的条件，再次打破现时读者阐释的局限。

     我们认为，反思只具有辅助性意义，因为反思只能对具体的阅读瞬间有效。由于前理解的不确定性，反思永远都是从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态度来进行的。如果说我们可以在某一瞬间总结性地把握对象的意义，这一瞬间必定是无穷多的，哪一个算是真正的完整的把握呢？只能说，反思与感觉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相互渗透，互为依赖。我们更倾向于承认，审美理解的最终目的乃是感觉的自由，而反思则为这种自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毕竟，姚斯自己也承认，“文学解释学并不认为，仅仅依据阐释和而进行鉴赏便可以解释本文的审美特性。它是把审美特性当作阐释本身的前提的。”
     第三级阅读视野更接近于历史——哲学解释学。它涉及到从作品的时间和生成前提上对一部作品的阐释。对这一级的考察，似乎更多地是在对文学的历时研究意义上的。“审美理解与阐释也参照历史循环主义——阅读重建的控制功能进行。这样就不会使过去的本文屈就于某些偏见和当时意义的期待。因此，通过区别过去的本文与现时的本文，可以在变化中观察本文”。这一观点是加达默尔历史视域在文学领域的引申。事实上，“任何文学都是历史中的文学，任何文学阅读都是文学历史活动家的接受之链上的一个环节，而任何一部作品的意义都是阅读史生成的意义的群集，这种生成永远不会完结。” 姚斯的二级视野与三级视野实际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来说明审美理解的效果，而效果本身，其实集中于一级视野。这是因为，审美是心灵的解放，而不是反思，也不是历史，只有当反思与历史不过分地注意自身，而关注本文自身的敞开时，才是有助于审美的。
     姚斯的三级视野更象是理解的三个层次，其背后暗含的能够使这三个层次活动起来的我的前理解因素与加达默尔的“对自我的前见有意识”、“历史视域”的概念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姚斯提出了“审美感觉”，使解释学向审美领域发展了。不足的是，姚斯认为，感觉是初级的，不稳定、不可靠的，需要反思意识来校正补充。我们认为，感觉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要求自我实现的欲求，是前理解向理解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个“感觉”的萌芽，在杜夫海纳那里，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论述。

     （2）问题的本质

     A前理解作为语言与此在主体的中介

     海德格尔解释学“先有”、“先见”、“先识”与他的语言观有密切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以前理解的形式储存在头脑中，它的展开的可能性决定着解释的可能性展开。对此，可能遭遇的责难是：旧有的形式如何能达成新的知识？解释如何能赋予前理解以新的意义呢？海德格尔的以正确方式进入循环的结论对这些问题没有具体的回答。
     其实，这涉及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问题。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不论结论如何，他的历时与共时的分析方法对我们都有着启发意义。我们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言语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尤其如此。在语言的进化史上，这种相对的稳定性与绝对的变化性更是明显存在的。
     比如，草食动物见到虎而恐惧，这是因为虎威胁到它的生存。在草食动物眼中，能指与所指是一体的。人类与一般动物不同的地方之一在于我们有语言，原始人类同样受到虎的威胁，而他们却懂得用“虎”或“tiger”或别的词来指称那种凶猛的大型肉食动物。语言的产生使我们能够在虎不在场的情况下体验到它。此时能所的分别与对立也同时产生了：语言中的“虎”可以指现实存在的虎但又不是现实中的虎。如果说在古人那里，虎作为符号与“威胁人类生存的猛兽”的统一性是主要的，以至于人们谈虎色变；那么到了艺术家那里，到了今天，人们都可以在艺术品中欣赏虎的雄风，在动物园中观赏真实的虎而不必但心受到伤害了。这是因为它已不再象以前那样可能对人造成现实的伤害了。能指的“虎”字，已不再令人害怕，出现在照片中、图画中的更真切的虎形也不再令人害怕了，乃至“凶猛”、“伤害”意味的承担者——老虎自己，当它被关在笼子里的时候，也与原来的能给人造成伤害的凶猛的意味疏远了。“凶猛”的特性成了“雄健”、“筋骨有力”、“结构均称”、“毛色美丽”，人们居然可以面不改色地站在笼子外头，对它指手比划脚了。到此，能指的语言与所指的现实已经若即若离了。
     可以看出，语言的能指与所指有一个从浑然不分到产生距离，再到完全符号化的过程。语言作为能指的符号，其含义是大致确定的，但其对于主体的意义却不是固定的。利科尔认为，“自然语言的应用依赖于词汇的多义价值。后者包含了语义上的潜能，它不会因任何具体的应用而枯竭，但必须不断地由语境来筛选，来决定。正是语境的这种选择功能，在词汇的最基本含义上，与解释相联系。” 能所指关系的疏密其实是人自身的存在决定的——按海德格尔的说法，存在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而展开又是由前向后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把主体的当前状态作为讨论的出发点。
     根据我们对前理解的宽泛的定义，语言构成并规范着前理解，而前理解的展开又修正增益着语言。前理解是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个接合点，主体的现实存在便是这个点的封闭与敞开。它的封闭性使主体成为现实的“这一个”，成为能指与所指的统一；它的开放性使主体成为可能的“这一个”，所指隐退，能指开敞。对于语言的探讨，正是在这一层面进行的。
     理解体现为对当下意义、情感的体认。只有当下的体认才是能指与所指活生生的具有开放性的统一，才是真正有生命的存在。作为活生生的存在标志的意义与情感并不完全是天然地内含在语言中的。语言本身有含义和情感色彩，但却没有具体的意义与情感。意义、情感总是伴随着各种理解、判断。以语言的形式储存着的前理解，是空洞地、无意向地放在那里的（它们也有逻辑的、内在的联系。比如冰天雪地一词，给人以寒冷，白茳茳的印象，但这种印象只是暗含在这个词中，我们知道这个词，并且会用，但并不因为它在我们的的头脑中就感到寒冷）。只有当它有所指地出现的时候，情感与意义才被体验到。
     因此,语言要真正地成为主体有意义的存在方式，必须与当下联系在一起。利科尔说：“当我们的语词离开了它们所起作用的确定语境来考虑时，就会有多种含义。……字词的多义性要求，在确定某一特定信息中字词的当下意义时，要有语境的选择作用作为补充，这一信息是置身于某一特定情境中的某一特定说话者传递给某一特定听话者的。对语境的敏感性就成为多义性的必要补充和不可缺少的补充因素。……这种辨别活动可被恰当地称为解释；它在于识别出说话把什么样地具有相对单义的信息建立在普通词汇的多义性基础上。用多义性的字词产生出某种相对单义性的话语，在接收信息时辨别出这种单一性的意向，这是解释的首要和基本的任务。” 当下永远是鲜活的，它赋予语言以新义。这种新义，当然是已有的语言可以理解的，但却不是由该语言体系自动生成的。而是由使用着该语言的人在当下的理解中创新性地发掘出来的。比如：“我会呼吸，象青草一样/把轻轻的梦想告诉春天” 一句诗，给予人以鲜明的印象。但就一般理解而言，青草是青草，呼吸是呼吸，二者风马牛不相及。但诗人创造性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竟然产生了如此奇妙的效果：嫩绿的叶子，在阳光下舒展，在微风中颤动，乃至那清新的带着泥土味的气息都触动着我们的每一个感官细胞，把我们带到一个诗意的世界中。这种境界，是一般的表达方式所难以达到的。
     但是，当这样一种联系是不可能长久地生动地联系在一起的。明显的例子是，一种表达约定俗成以后，它的意义便形式化了。它不再能马上引起新鲜的境味，而只是作为陈词滥调惯性地出现。此时的意义，又成为印象（含义），沉淀到语言当中去了——对于主体而言便是沉淀到他的前理解之中去了。事实上，语言与存在的结合只是瞬间的事，分离是注定的。分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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