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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便只剩下具有含义和情感色彩的空壳保留在前理解之中。前理解储存的不是具体意义，无宁说，它是以经验形式储存语言符号,这些符号是一类意义（含义）与情感的代表,在时机成熟时，主体便把它们冠到新的当下的体验上，生成新的理解。霍伊认为：“……从我们更普通、更日常的体会看，语言在其中具有意义仅仅是它传递信息和谈到特殊事物的时候。” 杜甫的《春望》中有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不可能溅泪，鸟也不见得惊心。溅泪与惊心完全是因“感”、“恨”而生的印象。花、鸟是客观的，中性的，本身是不带情感的。作为意象，它们既可以为佳人衬佳景，也可以为离人显别恨。只有当主体自身产生意义、情感期待，并把它灌注到当下的理解中去的时候，语言的具体意义才开始在交流中显露出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前理解便向着有意味的理解发展了。这种发展的必然性，不是语言（前理解）的必然性，而是当前预期、判断的必然性，是当下判断加给前理解的必然性。
     语言符号乃至客观事物是半自足的，它之所以被命名为存在或被视为对象，都是主体当下参与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更象是存在的房产，只有当作为主体的人去建筑它、装饰它并且入住以后，才算是“家园”。
     当一种意义生成之时，它作为语言的生成物以专一的意指否定了语言（语言作为抽象的系统存在，不是专指某一意义的），尤其当此意义引发主体的情感之时，语言便不再是抽象的语言，而是具体地有所指的语言了（用索绪尔的区分，此时该叫做言语），这时语言的当下性从它的抽象性中突现出来，并随着主体的感觉而具有了具体的（新的）意义。“一个客体被一个主体的动机，他的好奇心，首先是他的语言所限制，并给它划定界限。在主观范式中，新的真理是由一种新的语言运用和一种新的思维结构创造的。新知识的创立是知识思维为使自己适应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发展要求而进行的活动。知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人们创造的。” 随着当下性的推移，刚生成的当下意义变成了“前理解”，沉淀到语言系统中，它便又增益了语言。
     辩证地看，语言本身也具有特殊和一般两重属性，作为一般性的语言是历史意义积累的成果。无数的当下意义，通过时间沉淀与现实情境、情感剥离，而带着它们的影子入语言系统（前理解），以便时机成熟时，重新浮出水面，给主体以刺激并接受主体的意向指令。而作为具体当下语言的言语，则是汲自一般，回归一般的。汲自一般，是说具体语言的意义都是一般语言所能产生的，而不是硬行扯入的。比如一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可能对他所不知道的语言另一种语言的词汇产生具体的意义认知。回归一般，则是指特殊作为一般的一次具体展开，随着当下性过去，具体的意义将作为印象储存回语言中。

     B前理解作为历史与现实矛盾的承担者

     加达默尔把正确的理解的基础归于传统，归于传统与当下的一致性。但他所用的传统概念却是模糊的。是指文化？风俗？制度？伦理？道德？加达默尔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事实上，加达默尔所说的传统只不过是海德格尔语言的一个翻版，新瓶旧酒而已。传统在与当下取得一致的能力方面与语言是半斤对八两，而在达成新义方面，也同样的无能为力。加达默尔的进步之处在于，他把解释的可能性从抽象的语言转到稍形象一点的历史上来了。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加达默尔眼中，传统是理解发生的潜在基础，一致性是在当下的传统与传统的当下之间的一个接合点。一切可能的理解都是这样一个汇合点。但我们的困惑仍然是：传统之为传统，本身就是与当下相对存在的。传统由当下来定，当下由传统来定，这不又成为循环了吗？
     传统特性是历史性的存在：它是历史的，那么它的鲜活的“当下一刻”已成为过去，不再鲜活地存在于当下；它又是存在的，作为习惯、规矩、律令、道德、风俗等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它们也许都与具体的事件、事物相联系，但事件的个体意义在传统中已经退居二线了，相对抽象的东西成为传统的主要内容，成为当下可以随时汲取的意义资源。而当下则以挑剔的眼光审视着历史，尽管它的大部分（仅仅是大部分）都是由传统决定的，但传统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当下的主人。传统不是当下的目标，当下不必对传统负责。事实上，传统只是当下的阶梯——尽管离开这个阶梯当下什么也不是——当下只利用传统来形成新的意义判断，形成新的情感预期，这种判断与预期都是为我的（我的特质不在于我存在于传统中——传统只是我存在的记录——而在于主体当下的体验），是向着新的方向展开的。如果说传统这个词强调对于当下的决定意义，它看重平稳与一致，那么当下则表现出强烈的叛逆倾向，它更喜欢新鲜的活生生的体验。
     一系列具体的事件中的内在因素合理地或合需要地联系在一起，形成某些较为稳定的、抽象的沉积物，这就是历史、传统。但传统不是僵化的、固定的而是发展的变化的。加达默尔重视历史的一致性，这使我们往往忽略了他的观点的另一半：传统是更新的。加达默尔在他的《小论集》中说：“我们不能使自己脱离历史过程，加大我们和历史的距离，以致过去对于我们竟成为一种客体……我们总是处在历史中……我是说，我们的意识由真正的历史过程所决定，我们不能随自己与过去并列。我们所能经验的过去的一切都促使我们完全了解它们，并以某种方式假定其为真。在这种方式下，我们必须不断地更新行动的意识，使行动能够运用于我们。” 历史控制着事件的方向，使它不至于完全异于历史（完全异于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使即将发生的事件在内涵上合乎历史；同时，事件也影响着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因素不断发现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令我们兴奋、感动，它所具有的新义可能只是少而又少的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对于传统而言，是新的，这种新的内涵在刷新着传统，使传统不断地向前发展。只看重当下，历史当然仿佛是不变的，但如果我们历史地看待当下，就会发现，所谓当下与历史的一致性，绝对是有所突破的一致，有所一致的突破。而不是简单的一模一样翻版。
     加达默尔在这一点上的看法趋向保守：

     实际上，传统经常是自由和历史本身的一个要素。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是因为以前存在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Bewahrung），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是理性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正是因为这一理由，新的东西、被计划的东西才表现为理性的唯一的活动和行为。但是，这是一种假象。即使在生活受到猛烈改变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时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得多的古老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

     在《真理与方法》中，加达默尔提出，一致性使我们得以稳定地理解，而突破则使我们得以有意义的理解。可是，在历史之中，在传统之中，理解的创造的可能性又来自哪里？来自一切事件与历史的主角——人。所谓的历史与当下，都不是凭空的、虚设的，而是因人的，为人的。主体人（此在）以自己的历史和当下的更新，构成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人的历史与当下的更新。在理解活动的分析中，我们更注重此在主体的理解活动。
     而人的存在又是什么呢？是历史？——历史已经过去；是未来？未来尚未到来。对于主体而言，去年，昨天，乃至前一秒都已经不现实存在了。它们如果还有作用，那便是留在主体头脑中印象——作为前理解存放在那儿；同样的，明年，明天，乃至下一秒，因为它还没有出现，因而也不是现实存在的。它们如果说有作用，那应该是主体头脑中预设的期待。过去与未来之间，便是当下，它是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我们的当下的存在情形是怎样的呢？当下本身是一个小到无限可能的时间段，前一时刻已经过去，后一时刻尚未来临，这之间的一段便是当下。只有当历史对当下发生作用（或隐或显）时，它才作为有意义的知识活动起来；否则，它们只能作为一种符号储存在头脑中。当下必然作为历史的当下。同时，当下也必然作为我们的当下即作为前理解的当下出现。因为我们既不是漫长的历史也不是瞬息万变的当下，我们以前理解的形式缩短了历史的长度同时延长了当下的长度，我们于是成为当下的这一个主体。前理解象一面时间的放大镜，它把历史与未来的连接点放大到具有能动性的我所能切实地参与的程度，使我得以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主动地期待与判断。
     无疑，按加达默尔的观点，正确理解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存在于传统与当下的关系之中。但加达默尔的当下与传统的一致性的说法之所以不充分，是因为他没有对活生生的存在着的主体进行深入的考察。他看到了传统与当下的生生不息的循环，却没有看到循环背后的真正动力。这个动力便是此在的人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对于主体而言，传统与当下的关系从来都不是自动的，它一刻也不能且从未离开过人的心灵的能动力量的选择与过滤。
     人的能动的本质力量不仅发生在理解之中，更存在于理解之前，是一切前理解的根本前提。理解的事件是具体的，是主体当下进行的。历史、传统在当下的预期与判断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根本角色，这是循环论之不能成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主体的判断与预期。历史决定论者们可以把这种规定作用看成是肯定性的，但事实上，这种规定性的制约力的否定作用也相当明显：它使我们不能跳跃性的理解而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而理解的真正目的却在于本质力量的展开与印证，正是主体的能动力量不断提出理解的要求并赋予历史以新鲜的意义。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只是素材的提供者——好比采石场提供石头给我们，但我们的产品是什么，是房屋还是雕塑却要看我们的愿意了。石头在此的角色就是说：“看，不管他能造出什么，都是石头的”。
     历史、传统在理解中的角色与此相似。

     C历史与现实矛盾的交织中被掩盖的真正主角——人的本质力量

     事实证明，关于循环的论争，关于作者原意的论争并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这种论争是有意义的，它提示我们，任何一门学问，都不应该忽视人的本质力量，忽视现实要求对于认识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如海德格尔在《诗·语言·思》中说的，存在并不是我们理解到的东西，而就是理解本身。理解活动并不是以它取得了什么结果而有意义的，不管它取得了结果还是没取得结果，主体都因为理解活动的存在而存在。在语言与存在、历史与现实的争论中，这一点仿佛被忽略了。我们认为，前面的问题的本质可以归结为对主体的态度与看法。“理解是什么”与“理解到什么”是有区别的，通过区分，我们可以看到，现实存在的人的灵活性与能动性在理解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a现实中的主体能动性

     现代解释学大家都强调历史、传统、语言的决定性作用，而本文则认为，在对于传统、语言的讨论中，主体的能动性是不应被忽略的。即使我们把一切可能性都归于语言与传统，其中也还必然有“我”的存在。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强调语言、传统对于主体的“家园”性质，我们则要指出，“我”对于家园的主体性。
     能动之我是理解的出发点，动力与目的。一切理解活动都对这个我而有意义。能动性的根本在于实践活动中主体本质力量与对象的本元性的契合。即我与对象本来是统一的，能动性的表象是在这种统一中根据主体的需要而开掘对象的意义，而其实质就是本质力量的形式化。能动性本身具有两重属性：第一是一贯性与稳定性，它使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历史地联系起来；第二是开拓性与创新性，它在现实中赋予语言与历史以鲜活的意义。理解活动本身，就是主体我在开拓与创新寻求自我印证的活动，理解的结果是作为历史与语言的相对稳定的东西的形成。而理解活动的最终目的却不在此，而在于主体本质力量的自我印证要求的完全实现。
     据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等人论证，主体以历史、语言等形式存在。而我们的看法是，主体存在的本质不是语言与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传统、语言只是我的本质力量、我的能动性活动的轨迹，只是我的理解力活动的记录而已。海德格尔承认语言的开放性，但把这种开放性归于语言本身；加达默尔承认历史的发展，但把这种发展归于历史本身。这能说得通吗？难道不是我们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我们并把我们当成它的代言人？难道不是我们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了我们并且凭藉着我们的能动性来展示自身？现代解释学家们在扭转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过程中矫枉过正地突出了语言、历史的作用，过分地强调了语言、历史对于主体的影响。而在主体对于语言、历史的能动作用方面则没有给予注意。
     当然，我们承认语言与历史对于“我”的反作用，或是制约，或促进，影响着我们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提到“发扬传统”，其实不是因为传统本身因其历时久远，而是因为传统中精炼地沉积着有助于我们实现当下理解的东西。在此意义上，传统确实是强大的，它有意无意地对我们施加影响，标志着存在的某种特征。然而，这种标志只是在它与我们的当下一致的时候才存在。与我们的理解情况相似，传统、语言也在不断的变化更新之中。我们根本注意不到那些已经跟我们的存在没有关系了的传统和语言，这既说明，传统与语言具有当下性，也说明，我们总是处于“现实的传统”与现实、“存在的语言”与存在的界面上，所有的关系都是当下的关系。主体的存在性的理解取自语言与历史的仓库，但随着能动性的开拓，我们的仓库也是不断地经受检查和修补的。
     主体能动性与有限现实之间的矛盾是考察语言、历史与理解的关系时应该注意到的。这一矛盾的有效调和使语言与历史在稳定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持稳定。环境、背景之现实限制主体欲求与期待，也限制对象的展开。就历时而言，理解与我的前理解的历史积累有关，理解是历史与现实达成的一致；就共时而言，我的理解又与我看对象的态度、角度、方法有关，理解是主体与对象在现实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共鸣。
     主体现实的存在方式规定着理解力展开的可能方向。理解就其根本而言，乃是现实与其所负载的可能性的统一。主体与一个对象达成一致，理解一个对象，首先是因为一致是可能达成的，然后才达成。在现实角度上，可能的都是受现实条件制约的有限可能，只有当现实条件发展了，新的可能才又产生。我们的历史性存在和现实存在已经为我们制定了标准，一切对象不论它本来如何，我们只能理解到我们所能理解的。理解的结果，在于使可能的东西在一定角度、一定层次上变为现实。
     当前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主体的理解质量，主体在实践中的能动性要求决定着理解的可能方向和结论。很难说哪能一种理解是正确的，哪一种理解是错误的。也很难说哪一种是真前见，哪一种是伪前见。因为只要我们有立场，有角度，有选择，就难免会近视和草率。所不同的只是认识到与认识不到，而不是能避免与不以能避免。加达默尔不能说服我们的地方在于，主体自己怎能判断自己的前见是真是伪？他人又怎能判断自己的前见是真是伪？

     b前理解是能动性赋予语言与历史的突显

     如果说当下是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过渡点，那么，前理解则是历史与当下之间的过渡点。正是通过前理解，我们实现了历史与当下的连续。利科尔认为，“从基本意义上讲，理解包含在我的情景关系中，包含在我对于我在存在中的地位的理解中。” 前理解的作用一方面是给现实理解力要求以内容，使之具体化；另一方面是消除历史对象的具体内容，使之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上开放。理解所获得的新的知识，是原有可能含义在当前条件下的实现。
     前面曾提出主体我对历史进行概括与浓缩，对当下进行夸张与放大。缩小与扩大都是由主体之能动性确定的。也就是说，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下都可以从中析出一个当下的“我”的因素。“我”的历史便是前理解，“我”实质上是先于理解而存在的本质力量。“我”的存在形式是由理解力达成的“我”的理解史（前理解）及其展开。“我”的当下是我作为理解力突破当下理解的要求与行动，理解则是行动的结果。当然，在具体的理解活动中，我们不能明确地指出，哪一步是要求，哪一步是行动，哪一步是结果。事实上，三者是同时进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同时是这三者。
     主体的当下的灵活性，决定了它选取对象与选取历史时的变动不居的性格。由历史、传统构成的前理解是必然存在的，但仅仅承认这一点，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历史、同样的传统对于每一个主体却又都是不同的，对于每一次理解又都是不同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对主体的能动性进行探究（在能动性意义上，当下的主体就是不确定性的源头，因此，这种探究只能是描述性的，而不能是推论性的）。另一方面，则需要对前理解进行探究。这一点，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人的研究，卓有成效，而佛教唯识宗的学说则更为严密深刻。
     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潜意识，荣格发现了集体无意识，拉康则把潜意识与语言统一起来，论证了潜意识的结构。唯识学则在根本上论述了意识存在、流动、变化的机制与动力。尽管具有宗教色彩，也确有合理之处。几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对意识的结构有所阐发。他们对我们的启示是，所说的能动性，也不仅仅是当下的主体的判断与选择的能力，而还应该包括在潜意识的流动状态。承认这一点，可以恰当地揭示熟能生巧，下意识反应等现象的机制。可以说，在文艺领域，能动性多数是并且主要地是在潜意识层面发生作用的。当此之时，意识并没有失去作用，而是以顺从的姿态把主体的潜在状态表达出来。
     在心理分析的路上走得太远是不合适的。加达默尔论述的是理解如何可能，而我们要了解的是前理解为何如此？是的，历史与传统，语言与潜意识大得象冰山，而我们所能感觉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冰棱，但为什么是这一个而不另一个呢？为什么前理解会采取这种角度、这种态度而不是别的呢？
     就纯粹的前理解而言（理论上的），它几乎是全息的。从前理解的层次与结构上来看，最根本的，是能动性力量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实践要求，其上层是本质力量在历史文化中被赋予的传统、习俗；再向上是个人经历赋予的习惯、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最上层是对于对象的意义期待与情感期待。本质力量要求对象化，要求实现自身，证明自身。在一般理解中，本质力量通过思维的手段展开，它不断地对对象提出要求进行试探，得出结论，再否定它，继续试探，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对于一个对象，可能摄入它使它呈现的是一部分层次、结构，描绘它、显现它的是另一部分层次、结构，锁定它、开掘它的又是一部分层次结构。在由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中，各层次部分发挥作用的时间作用大小，彰显还是隐含也都是不同的。其中各层次之间可能还会有反复、交流。我们的一切“已经”与“可能”都包含在其中，任何一个具体的“这一个”都可以成为这一类乃至存在的体现者和代表者，任何前理解在适当的条件下都可能打开心灵的某个层次甚至整个心灵。如果说理解活动象一张网，前理解就象一张无边的网上的一个结，它不是整张网，但它却是网的单元，与整张网紧密联系。
     按照加达默尔的说法，时间距离可以使主体与对象拉开距离，并使我的对象突显。这个过程也同样存在于主体与他的历史之中。主体与历史拉开距离，并按照当下的兴趣使某些部分突现出来，作为前理解，与对象相应，与当下的环境要求相应。一个人在欣赏艺术作品时与读历史课本时的前理解肯定是不同的。但我们可以说，“在欣赏艺术作品时，他的历史知识的前理解不存在了”吗？反过来，在读历史课本时，我们能说，“他的艺术鉴赏的前理解不存在了”吗？显然是不能做出否定回答的。这可以证明，我们的前理解是主体按照自身的兴趣，依据对象与环境的要求调取出来的。
     语言本体论者会责难说，对象是谁与自身的兴趣难道不是前理解确定的吗？我们回答说，是。但这种确定至少是相互确定，而不是单纯由前理解一方来确定。否则，我们怎能解释同一主体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同一文本有着不同的理解呢？事实上，历史与对象都只是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而选择的标准如何，还是要由现在的主体决定。当然，现在的主体又是依据前理解与对象、环境来定的。但我们已经说过了，它们各自的作用是不同的。主体的能动性就是赋予历史以新意，打破循环的根本因素。因而理解才不是循环的，也不完全是语言本体论的。——如果语言本体论者把一切比如能动性都归于语言，又当别论。但这怎么可能呢？按照他们的逻辑，语言必定是先于能动性、先于人类实践、先于语言的存在就已经存在了！
     前理解之浓缩历史的结果是突显。单纯历史、传统是无意向地存在的。主体在现实中的意向使之整肃起来，向着一个特定的方向调节。加达默尔说，“虽然对象确实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但对象只是通过它在其中向我们呈现的方面（Aspekte）才获得它的生命。我们承认对象有在不同的时间或从不同的方面历史地表现自身的诸不同方面；我们承认这些方面并不是简单地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被抛弃，而是象相互排斥的诸条件，这些条件每一具都是独立存在的，并且只由于我们才结合起来。我们的历史意识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能听到过去反响的声音。只有在这些众多的声音中，过去才表现出来。这构成了我们所分享和想分享的传统的本质。” 在意识的调节作用下，密切相关的内容浮出表面，而无关或关系不紧密的内容则在表面之下分层排列，作为表面的支撑。
     前理解对当下的放大作用与浓缩历史的作用是同时的。主体与对象交流界面的各种信息，由于在传统之中找到同类而触发各种或新或旧的意义、情感，主体在这些意义与情感之中，理解力与理解之间的鸿沟暂得平复。主体有所品味地体验着当下的主要的意义与情感，当下于是便似乎是段落性地存在了。但这其实只是表象，是我们的情绪相对于意义的延后性而造成的幻相。理解力此时并未停步，理解活动也不停止：它们一刻不停地在奔涌，裹挟进已生成的理解，冲撼、融合着对象，不断地生成新的意义。所谓“新的意义”，也并不全是崭新的，有很多都是约定俗成的——这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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