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B先生的非礼而最终 体面地得到所爱之人。为彰显帕美拉的幸福，里查逊不惜以近三分之一篇幅描述B先生 求婚后的情形——从漫长的婚嫁准备直至结婚的桩桩件件，包括两个情人间日常起居的 亲昵之状——事无巨细，尽收笔底。帕美拉所得的奖励确实丰厚，却也有过分慷慨之嫌 ，因为英国社会等级森严，一个女佣同其上层主人结为夫妇在当时无异于天方夜谭。正 如一位学者指出，小说情节的这一发展忽略并否认了作品本身所展示的社会历史因素的 力量。(注：John Richetti,The English Novel in History 1700-1780(London andNew York:Routlege,1999),p.98.)然而帕美拉高攀B先生这一安排体现的正是作者里查 逊的中产阶级清教徒世界观，是中产阶级通过个人能力(而非出身)获取财富与权力的代 表之作。在18世纪的英国，决定婚姻的主要因素是门第和财富是否般配。对于贫贱卑微 的帕美拉，富贵如B先生者自然高不可攀；她能打动B先生并使其最后求婚皆因自身的知 识、修养和美德出众之故，而这些品质无一不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当时正处 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也视B先生所代表的贵族阶级为道德上的下等人。(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 137,166,216,222,219,218,137页。)作者欲以两人的最终结合向世人表明，中产阶级不 逊于上层贵族，个人能力与家庭出身同等重要。由于当时小说的主要读者群为中产阶级 ，里查逊此举显然也出于迎合中产阶级的政治口味之需。
里查逊的小说当然远不止一个政治宣言。里氏企图以帕女所得之美满婚姻为诱饵，鼓 励其女读者仿效主人公的行为与策略，诱使她们接受帕女所代表的中产阶级清教徒意识 形态。这一写作动机从他的言论中也不难揣测。里查逊曾公开承认，他同女性交往密切 为的就是诱导她们遵循道德规范。(注：katherine Cummings,Telling Tales:TheHysteric's Seduction and Theory(Stanford:Stanford UP,1991),p.97.) 里查逊的文 学诱导是理论家阿尔图塞所谓意识形态“呼唤”(interpellation)的一种形式。(注： 阿尔图塞有关意识形态的论述，参见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trans. Ben Brewster(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1971)。)这种“呼唤”， 尤其当其发自文学或媒体时，并不停留于读者(观众)对社会分配的角色的识别。意识形 态的“呼唤”需经常佐以各种加甜剂和诱饵，使文学或媒体所描绘的社会角色更具吸引 力，更易为读者/观众所接受、认同和模仿。在里查逊所处的时代，由于宗教(尤其是清 教)的衰落和其他社会变化，传统道德(及其规定的社会角色)在年轻人眼中已失去光泽 ，这些诱饵因而显得尤为必要。颇有意思的是，里查逊诱导的对象主要是妇女，似乎其 意识形态复兴运动成功与否关键就在能否诱使妇女皈依宗教传统的怀抱。
里查逊的第二部重要小说《克拉丽莎》中，体现他“美德有报”这一道理的主人公克 拉丽莎也是一位女性。里氏视此书为一部宗教小说。在给布拉德纱太太的信中他称，书 中他试图通过那些值得尊敬之人的行为探求道德与宗教最为崇高最为重要的教条；而对 于那些不值得尊敬的、藐视这些教条的，他相应予以惩罚。(注：Samuel Richardson,Selected Letters,ed.John L.Carroll(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p.92.)初观之 ，作者留给克拉丽莎的似乎不像什么奖赏：她为坚守贞节墨守“清”规付出了生命。然 而对作者和克拉丽莎本人(从其书信中可窥一斑)而言，主人公之所得丝毫不亚于里查逊 给予帕美拉的嘉奖。尽管故事并未以皆大欢喜结局，天伦之乐也有克拉丽莎一份，只是 她所嫁者不是拉弗雷斯，而是天堂里的夫君耶稣基督。克拉丽莎是个圣洁的清教徒，人 间的凡夫俗子难与般配。死前她泪书其父，自称为“快乐之女”，并说已舍弃红尘美景 ，正纵情于天府之乐。(注：参见Samuel Richardson,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Young Lady,ed.Augus Ross(Harmondsworth:Viking,1985),1371-1372页(488L)，1426 页(L510.4)，37页，1487-1488页(第537信)。着重部分按原文。)为制造一种平淡、安 详甚至是快乐的氛围，里查逊大量着墨用略带欣赏的眼光叙述克拉丽莎离世前后的情形 ，其描写之细腻、篇幅之冗长堪与《帕美拉》后半部分相比。复述克拉丽莎留给世人的 那些信件更淡化了死亡的悲剧色彩，甚至还给故事的结局制造了一种令人向往的感觉。 另外，死亡也使克拉丽莎有机会表现她的善良、仁慈、爱心与宽容(皆为清教徒的必要 品质)。她立下遗嘱，将祖父传下的房产留与给她带来无穷磨难的父亲：属于她的其他 大小财产也分发给家中男女仆佣(有些生前并不亲近，甚至未曾见过面)。即便是对将她 迫害至死的罪魁祸首拉弗雷斯，克拉丽莎此时心中怀有的也只是宽恕。她给拉氏如是写 道：
所以我重申，我确实原谅你。希望上苍也会宽宥你!此时此刻我别无遗憾，唯恨给父母 带去悲伤(你我相识前，他们还是世上最宽容溺爱的父母)，给亲戚造成丑闻，使女人的 名誉蒙尘；自己的失足也败坏了德行。(注：参见Samuel Richardson,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Young Lady,ed.Augus Ross(Harmondsworth:Viking,1985),1371-1372页( 488L)，1426页(L510.4)，37页，1487-1488页(第537信)。着重部分按原文。)
为使自己的宽宥得到充分实现，克拉丽莎不厌其烦致信表兄摩登，阻止其报复拉弗雷 斯。拉弗雷斯最终仍死于摩登之手，这一结局既惩罚了恶棍，又无损于女主人公唯神能 宥的胸怀。当拉弗雷斯为其罪孽煎熬之时，克拉丽莎已安息于地下，与人世神灵无怨。 里查逊的描写更让人感觉克拉丽莎之死并非迫害所致，而更像是某种愿望的实现。用瓦 特的话来说，她的死亡“不是对命运的仓促就范，而是召她前去的上苍诸神与她巧妙编 排的一次合作”。(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CP,1957),45-49,151-152,139 -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19,218,137页。)小说似乎在告 诉人们，恶棍虽然蹂躏了克拉丽莎的躯体，但在精神上她却获得了胜利。克拉丽莎的死 亡因此也是里查逊所赐予的一种奖赏，一种宗教含义较深的奖赏。当斯(B.W.Downs)就 认为，在《克拉丽莎》一书中里查逊只是延续了《帕美拉》中“美德有报”这一主题， 不同之处仅在《克》书中的报应实现于死后，而其中包含的幸福也存在于天堂而非人间 ，是永久而非短暂的。(注：Brian Westerdale Downs,Richardson(London:GeorgeRoutlege and Sons,1928),p.76,Watt,p.216.)
奥斯丁对美德的定义：平衡与节制
简·奥斯丁的小说在一些方面承袭了里查逊的奖惩传统。文学史家常将奥斯丁视为19 世纪作家(可能因她的多数作品发表于1800年后)，但她在风格上其实更接近于18世纪的 古典主义。在奥氏作品中，19世纪的浪漫主义激情常为奥古斯都时代的深遂的判断力所 调和。(注：“Pamela”,“Richardson”,“Austen”,Bloomsbury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the Novel,ed.Andrew Michael Robert(London:Bloomsbury,1993).)在内 容上，奥斯丁的作品更与18世纪小说一脉相承，讲述的不外乎美德、名誉和财富等话题 。这种延续性也说明困扰里查逊时代的社会问题在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仍余孽未消。 奥氏作品所表现的一系列矛盾正是这些问题的体现。例如，在《傲慢与偏见》和《理智 与情感》两书中，嫁女仍是父母最头疼的问题。不过，奥斯丁所嘉奖之美德稍不同于里 查逊珍视的贞洁与贤惠。美德于奥斯丁不是对社会规范的盲目遵从，而是一种稳重和平 衡，具体体现在能否正确处理激情与理智、爱情与责任这两对矛盾。安·路德曼(Anne Ruderman)认为，奥斯丁所谓的美德包括以下几大主要成份：审慎、敏感、正义、自尊 、宗教德行与谦虚。这些品质有两个中心特征：理性与节制。奥斯丁素因其机智和辛辣 的讽刺著称，并以“带有批判性的常理冲击当时小说中盛行的矫揉造作与多愁善感之风 ”。(注：Morris Needham and Williams Bradley Otis,An Outline-History ofEnglish Literature,Vol II:Since Milton,2nd ed.(New York:Barnes and Nobles,19 39),p.491.)她对理性的偏爱在对流行一时的哥特小说的批判中表现得尤为直率。风靡 于18世纪后半叶的哥特体小说沉溺于鬼怪、谋杀、篡位等非现实主义主题，宣扬过度的 感伤和对超自然力病态的着迷。奥斯丁的《诺伤阁修道院》(Northanger Abbey)是对这 一体裁讽刺的模仿。小说主人公凯瑟琳·摩兰因受哥特小说《尤多尔佛之谜》(TheMysteries of Udolpho)影响，整日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结果自食其果。理性实际上 还是奥氏作品中的一大分界线：她的正面女性人物均头脑清醒，并能恰到好处地把握感 性与理性之冲突(或早晚达到这种境界)；而那些“问题”角色则多为感情有余理智不足 者。《理智与情感》中的艾丽娜和《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代表了奥斯丁所崇尚的 美德；在此二人的生活里，浪漫为理智所节制，爱情以责任为引导。艾丽娜身为达什伍 德家的长女，更集感情、公正、责任心、理智和忍让于一身。文中体现艾丽娜美德之处 不胜枚举，其中尤以其处理自己和妹妹的感情挫折一事为甚。整整四月，艾丽娜悉心照 顾受人戏弄感情受伤的妹妹玛丽安，却对爱德华(她的暗恋者)与露茜业已订婚一事于家 人前只字未提。她同玛丽安的这段对话可谓艾丽娜美德的集中体现：
是的。但我爱的不仅是他；我很在乎别人的喜忧，所以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感受…我 的鲁莽有没有让人失望我不知道，我一直尽量自己忍受着而不让这事传开。对爱德华所 作所为中的不当之处我也大体不再计较。我愿她幸福；我也相信他会始终履行他的职责 ，虽然他现在心里会有些遗憾，但最终还会那样的…四个月，玛丽安，这些事我一直藏 在心头，从未与人说起；我知道一旦向你和妈妈解释，你们肯定会非常不开心，而我又 无法为你们作一丁点心理准备……我现在终于能够平静地看待这件事，坦认从中获取的 慰藉，是长时间痛苦挣扎的结果；——这不是能自动涌出的东西；——起初也不能给人 带来安宁——不能，玛丽安……”(注：参见Jane Austen:Sense and Sensibiliy(Oxford:Oxford UP,1990)，227-229页。)
透过上述表白我们不难窥见艾丽娜宽厚无私的为人。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背后是一种 惊人的自控能力：在长长四个月间，家人对所发生的一切竟毫无觉察，更不用说她所经 受的痛苦。在奥斯丁眼中，这种自我控制能力是一切美德之基础。
这类妇女形象非唯《理》书独有；奥斯丁的另一部力作《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 与艾丽娜虽风格不同，两人都是先人后己的贤惠女性。艾丽娜为了妹妹挺身面诘威勒比 ；而伊丽莎白也因姐姐简被迫与宾利先生分开同达西唇枪舌战。伊丽莎白认为达西拆散 了姐姐同宾利的爱情，因此对他深抱“偏见”。这种“偏见”延迟了她同达西的最终结 合。伊艾两女强烈的家庭责任感自然与奥斯丁作品中的其他一些女性人物对比鲜明，其 中尤以《傲》书中的利蒂亚·贝内特和《芳妮》中的朱莉亚·伯特兰为甚。此二女均与 男人私奔，酿成丑闻后仓促结婚以塞人耳目。但是，奥斯丁对这些人物的讥讽并非因为 反对浪漫爱情。事实上，尽管小说中财富之重要似乎超越一切(爱情经常必须靠边)，从 一些人物(如玛丽安·达什伍德和伊丽莎白·贝内特)的言论我们不难发现，奥斯丁仍是 爱情的坚强支持者，只是在她看来，浪漫当由理性来调和，爱情须以责任为指导。利蒂 亚和朱莉亚成人笑柄并非因其追求爱情，而是过分纵情于斯，丝毫不顾家人的利益与面 子之故。即便伊丽莎白也因过于相信感觉缺乏理性而经受曲折。而奥斯丁所指的理性说 到底就是对社会规范、利益的遵从与对个人私欲的克制。她的小说实际上在表明，“个 人只要服从社会，一切梦想都会实现”。(注：Mary Poovey,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an Writer:Ideology as Style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MaryShelley
and Jane Austen(Chicago:U of Chicago Press,1984),p.193,pp.191-193.)
奥氏作品中的年轻妇女同样也因美德而获得幸福。作者最喜爱的人物伊丽莎白·贝内 特就同帕美拉一样上嫁贵族。但奥斯丁对小说人物的奖惩与里查逊的赏罚系统略有差异 。奥氏眼中的幸福并不完全等同于财富的拥有，也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而主要是一 种充满愉悦的人生。这种愉悦的源泉不是放浪形骸式的淫乐，而是维系人与人的感情纽 带和真爱。(注：Ann Crippen Ruderman,The Pleasures of Virtue:PoliticalThought in the Novels of
Jane Austen(Lanham,Maryland:Rowan & LittlefieldPublishers,1995),p.7.)这也是作者浪漫主义色彩较浓厚的一面。所以，奥斯丁小说中 的贤惠女性虽未必全能继承丰厚的财产，却都享有非常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较好的名声。 这些女性内能与父母兄弟姐妹亲密相处，外又以较好的口碑出入于她们所属的乡村妇女 小圈子，并常以其学识和为人拥有众多的朋友。她们所受的“奖励”，唯较之于书中“ 不贤”女性所遇的“惩罚”，才显出其价值之丰厚。利蒂亚·贝内特和朱莉亚·伯特兰 的私奔丑闻不仅使自己名声扫地、众叛亲离，也让其各自家庭为之蒙辱。奥斯丁的奖惩 机制可能在玛丽安·达什伍德身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玛丽安命运的每一转折都与她 的行为、选择休戚相关。追逐激情纵情浪漫使这位天真少女初涉爱河即遭挫折，而回归 现实遵从常规又帮她找回一个虽不如威勒比般光彩照人却也踏实体面的“替代品”布兰 登上校。
奥斯丁和里查逊作品风格迥异，对社会的态度也相去甚远，但两者在小说中或明或暗 宣扬的却是一个主题：即美德有报。写作之于奥斯丁也不尽是个人好恶的表达，而更具 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无论其主观目的为何，她对小说人物的奖惩客观上鼓励了当时的女 性读者认可并接受她所倡导的社会道德观，以免重蹈利蒂亚和朱莉亚的覆辙。面对社会 问题给妇女带来的种种困难，奥斯丁的答案不是挑战和消除这些问题(她甚至对此都无 甚怨言与谴责)，而是如何在困难的缝隙中求得幸福。单就这点，奥斯丁便说不上是个 女权主义者。近些年有人试图为她平反，其中尤以美国的Claudia Johnson最为突出，( 注：Claudia Johnson,Jane Austen:Women Politics and the Novel(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但两个世纪以来多数评论家仍认为奥斯丁是一 个较为保守的小说家。奥氏对妇女处境的关注固然出乎真心，但她所提倡的忍让、节制 与“贤惠”无助于唤起人们消除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政治经济基础，反而纵容了这些不 平等的继续存在，在客观上加深妇女的逆境。在奥斯丁看来，妇女的出路不在改变不公 平的社会政经秩序，而在于找个合适的男人。奥斯丁最喜欢的人物伊丽莎白·贝内特倒 是表现出几分抗争精神，可惜这种抗争对象模糊，也未辅以改变的见解，因此经不起财 富的诱惑。作者也未对这种叛逆表现出太多的赞许。(注：Marilyn Butler,JaneAusten and the War of Idea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09.)伊 丽莎白在参观完达西的豪宅后即对这位傲慢的贵族之裔产生了爱慕之情。另外，奥斯丁 的小说多以皆大欢喜结局，也抵消了小说人物对现实表现出的不满情绪。
奥斯丁小说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以及小说的发表时间引发人们猜测，这些作品可能是对1 8世纪末开始流行的女权运动的一种消极反应，也正如今天的电影界对奥氏小说极其忠 实的改编可能是对始于本世纪80年代的新一波女权运动的一个软性反击。(注：此点为 美国学者、亚利桑那大学教授Jerrold Hogle之见解。)奥斯丁的小说完成了与里查逊的 作品极其类似的一个社会行为：为未婚女性提供婚恋上的建议与帮助——只是奥斯丁注 重的是态度与操守，而早查逊则更集中在手段上。
女性：诱惑者抑或被诱者?
尽管两位小说家的作品都有“教育文学”之称，里查逊对其写作目的更为坦率。里氏公开宣称其作品宗旨之一便是在世俗化日益严重的英国实现宗教尤其是清教的复兴(当然，也如瓦特指出，里查逊的宗教观念未免失之肤浅(注：参见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Studies in Defoe,Richardson and Fielding(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CP,1957),45-49,151-152,139-141,141-144,48,161,170,151-154,137,166,216,222,2 19,218,137页。))。也因如此，里氏笔下的女主人公(尤其是克拉丽莎)的美德具有强烈 的清教色彩。克拉丽莎虽身处富足，却过着极其严格的修道院式的生活，每日必面对上 帝自省其身。(注：Rita Goldberg,Sex and Enlightenment:Women in Richardson and Diderot(Cambridge:Cambridge UP,1984),pp.47-51,p.41,p.41,pp.123-127,p.47.)她对肉欲的反感也体现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