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调小说理论和《喧哗与骚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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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叛逆。 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又是什么样的人呢?试以《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为例加以说明。“他懂得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和自己社会圈子的典型意义,他给自己(内心状态)作出心理甚或精神病理的冷静判断,他了解自己意识的性格特征、他的滑稽可笑和他的悲剧性,他知道对他个人可能作出的种种道德品格上的评语,如此等等。” 笔者认为,不能只用“多疑”、“残忍”、“冷酷”或者“信奉超人哲学”之类的词或句子来形容《罪与罚》里的拉斯科尼科夫式的主人公。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功刻画出来的那些充溢着主体性的艺术形象,不能只用具有概括性和完结性的评语盖棺论定,任何盖棺论定,任何背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的评价都显得不完整。别人只能说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不能说通过这些事情看得出作者的用意在于塑造这种典型的性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尽管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性格,阿辽沙的性格和伊凡、德米特里各不一样,卡捷琳娜也不同于格鲁什卡,但是作者着力的是他们的个性而非性格。个性就是“人身上的人”,是人所具有的不可完成性,这种个性能够反观自身,能够始终胜利地保留“我”对“我”的评判权利,始终顽强地反抗作者加之于他的客体地位的企图。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这种特点,是作者在创作构思的时候就付出了主观上的努力而着意刻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如果自身之我能意识一切,即意识到大地和它的定律(指自我保护的规律),那么自然,这个自身之我就比所有这一切都高超,至少不是这一切所包容得下的,它变得超出这一切,高出这一切,能评判和意识这一切……可那么一来,这个我便不仅不服从大地的定律、大地的规律,而且要超越它们,有着更高的规律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在传统小说里专属于作者的特权慷慨地给予了主人公,于是主人公就和作者并肩而立了。 《喧哗与骚动》虽然也写了多个主人公的意识,但这是从意识的角度来交代情节和主人公的性格。主人公可以随意穿越时空,可以自由联想,可以回忆和幻想交替更迭,这一切都发生在主人公封闭的意识的领域,但几乎不涉及他的自我意识。在叙述人-主人公的意识中,出现了他自己或者其余的主人公的语言,这种语言不是复调小说里的那种阐明主人公对世界或对自我的最终的看法和评价的议论,而是主人公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就事论事的话语。试举例说明,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语言: “叛逆么?我不愿听你说这样的话。”伊凡十分诚挚地说。“不管一个人能不能在叛逆中过生活,但我是愿意这样生活的。请你对我直说,我要求你,请你回答:假设你自己要建一所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在于最后造福人类,给予他们和平和安谧,但是为这个目的,必须而且免不了要残害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生物,——比方说就是那个用小拳头捶胸脯的孩子吧,要在他的无法报偿的眼泪上面建造这所大厦,在这种条件下,你答应不答应做这房子的建筑师呢?请你坦白说,不要说谎!” 这是伊凡对阿辽沙说的话,他希望和阿辽沙讨论上帝是否存在,也就是绝对的道德是否存在的问题,这是伊凡的最终的立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里,伊凡的语言以作者叙述中的直接引语形式出现。 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竟然让我生下这样的孩子,一个班吉明已经够我受的了,现在又出了她的事,她对自己的亲娘哪里有一点点感情,我为她吃了多少苦头为她操心着。她打算作出了一切牺牲可以说是掉到了深渊的最底层,可是打从她一生下来扒开眼皮起就没有不存私心地为我着想过一次。有时候我瞧着她心里不由得要纳闷她是不是真是我肚子怀的。杰生才是我的亲骨肉呢,打我头一回把他抱在怀里起他就从来没让我伤过心。我当时就知道他是我的喜悦,是我的希望。我本来以为班吉明已经是对我所犯的罪孽的够沉重的惩罚了。他来讨债是因为我自卑自贱嫁给一个自以为高我一等的男人。这我不怪谁我爱班吉明超过别的孩子,原因就在于此。因为这是我的罪责,虽然杰生始终揪着我的心,可是现在我知道我的罪还没有受够。 这是出现在昆丁意识中的康普生太太的语言,昆丁的意识没有对它进行任何加工或扭曲,从康普生太太的话里可以看出她怨天尤人、总是推卸责任的性格。这个语言不涉及任何形而上的讨论,而是与具体的生活事件密切相关。 《喧哗与骚动》是把一切在独白小说中由作者叙述的情节和性格放在了主人公的意识的角度来加以叙述,情节和性格仍然是叙述的重点,但是情节和性格的描绘紧密结合了意识本身的物质特点,比如自由联想,穿越时空,回忆和幻想结合,真实和虚幻更迭,叙述的主体在叙述方式上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在复调小说中情节和性格则是为众多的意识在真理面前的合唱服务的,众多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叙述的重点,情节和性格都要为促进各意识之间形成一种紧张的、互相激发的对话关系服务。 作者采用的意识流手法最有利于表现“正在思考着的意识”。昆丁是个敏感、多思的知识分子,并且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自杀前的”状态中。他在自杀前的这段时间的意识流,包括了他的很多处于前语言状态的意识,也就是他的无意识和潜意识。由无意识、潜意识和意识构成的昆丁形象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那种尚未完成性、不可盖棺论定性。不过,昆丁这个形象是非常复杂的。作者对他所持的创作立场到底如何,就笔者目前的学术素养而言,还无法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总体上看,《喧哗与骚动》具备复调小说的一些重要特征,最主要的一个是作者塑造了几个平行的、地位平等的叙述人及其声音,但除昆丁部分外,其他部分单独看仍然带有很明显的独白小说的特征,只不过变换着叙述人的面具和叙述视角而已。改变叙述人的面目并不能改变小说创作的原则。笔者认为,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最大的艺术魅力之一,是把独立出来看带有独白小说特征的这几个部分以及昆丁叙述的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于是改变了作为整体的这部小说的独白特征,使它具有了复调小说的因素。 第五章 结 论 笔者的这篇论文旨在解释什么是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用他的理论分析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笔者在第一部分里说明了巴赫金复调理论的主要特征:复调小说在艺术构思上的特点;复调小说的哲学基础;对话在复调小说中的重要作用;复调小说的主人公的特点以及作者对主人公的特殊态度,复调小说处理作者和主人公思想的原则。在第二部分里,笔者尝试用复调小说理论分析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因为这部作品在叙述上采取的对位结构使其具有了复调小说的某些因素。这部作品采用的意识流手法也使得其中的某些人物具有了复调小说主人公的那种尚未完成性,但是这部小说仍然带有很多独白小说的特点。实际上有不少现代主义小说都处于复调小说与独白小说的中间地带,只不过具体的情形因作家而异。 福克纳的作品其实要比我们所分析的复杂得多,譬如关于昆丁这部分的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文中并未涉及,但对于我们的主旨而言,前言中所拟定的要讨论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昆丁部分中的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不可简单地归为对话式的或独白式的,据笔者初步考察,它可以说是一种两者兼有的混杂式的,至于具体是如何混杂的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1-6卷),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陈平辉,《以人为根基建构小说的艺术空间——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和中国当代小说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3.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94; 4.范一亭,《试论巴赫金复调对话理论在戏剧领域的移植》,《国外文学》,2000年第4期。 5.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6.果戈里,《果戈里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7.R.汉弗莱,《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8.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2版; 9.李斌,《国内巴赫金研究述评》,《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10.李衍柱,《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文艺理论》,2001年第6期; 11.刘波,《论〈喧哗与骚动〉的复调结构》,《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2期; 12.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13.孟庆枢(主编),《西方文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4.孟庆枢(主编),《西方文论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5.涂险峰,《对话的可能与不可能及复调小说》,《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16.涂险峰,《复调理论的局限与复调小说发展的现代维度》,《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7.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妮娜》,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18.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9.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中短篇小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20.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21.《西方文学理论大辞典》,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第1382页。 22.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23.张柠,《对话理论与复调小说》,《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后 记 几乎是踩着论文的截稿日期,我完成了定稿。之所以弄得这么惊险是和我一贯的懒惰分不开的;而之所以最后能够按时完成,并得到我的导师凌建侯先生的微许肯定——这又与凌老师对我的严格敦促和谆谆教诲分不开。虽然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忽然明白,我的兴趣更偏向于文学创作而非文学研究,但我还是一百二十分地感激我的导师,是凌老师引导我看见了学问的殿堂的门把手。(以凌老师的学养和严格,他的弟子本应该登堂入室的,但我是一个资质不高又懒惰无比的学生,所以只能达到这个境界。) 之所以一门心思地决定选择巴赫金研究作为我的毕业论文方向,还得追溯到七八年前。那时候我疯狂地迷恋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19世纪的俄国大作家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灵魂的共振,阅读他的作品的过程就是和他一起经受灵魂、信仰的拷问和折磨的过程,每一次我都殚精竭虑。作为一个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在无神论的环境中生活的人,我如何在一个上帝不存在的世界上,孤零零地面对必然的、最终的、绝对的价值判断(终极真理)呢? 上研究生的时候很幸运地碰上研究巴赫金的凌老师,自然而然就拜在了门下。因为我向来厌恶看理论书籍,所以刚接触巴赫金的著作时,我处于一种茫然不知所云的状态。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看《巴赫金全集》第五卷里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关于复调小说里的思想那一章,其中有两页我楞是看了两个小时都不知道作者究竟在说什么,那一堆黑体字对我而言变成了冷冰冰的“能指”,晚上做梦的时候梦见这堆话变成了试卷上的考题,早上惊醒过来接着看,终于有些看明白了。 我曾经设想过我的毕业论文会写成什么样子,那时候我想不出写得好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害怕会出现这两种情况:用一支投机取巧的读者的笔,重新讲述某个大师讲过的故事,但是这样的复述因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原著的存在而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或者用另一支投机取巧的某种学院派的笔,掺上一堆自己也看不懂的名词、术语和理论做一锅大杂烩,如果有上帝存在的话,那么上帝是除了作者之外第二个知道这个骗局的法官。 我努力地不让自己的毕业论文写成这个样子,为此我付出了汗水和脑细胞。 最后,感激我的爱人杨晓鑫,他在最后两个月里,任劳任怨地干了很多家务,并且对我任何偏离毕业论文大计的行为给予鄙视和责备,在他炯炯的目光之下,我变得勤勉起来,终于为论文绞尽了脑汁。 如果不是毕业论文的压力,也许我永远不会付出努力去啃巴赫金的著作,这样我永远就不会见识到巴赫金引导的这种“无比的自由;无比的美。”的境界。而这,正是毕业论文给我带来的,最为我所珍视的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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