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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新生代散文”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世界汉语文学界出现的一种新的散文创作倾向。相较于此前的散文话语言说方式，它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特征。处于现代/后现代生存环境中的“新生代散文”作家，在深层自我、人格和品性真实的基础上，具有了虚构与想像的散文观念，从而叛逆了传统散文观。基于此，他们在语言回归、文类跨越和叙事调整中书写着现代/后现代精神，体现了崭新的写作观念。对文化/文明——历史与现在、精神家园——童年与原乡的思考，则具体体现出他们在精神内涵上的特质。
     “新生代散文”的崛起，将世界汉语散文带向多元化格局。二十世纪的世界汉语散文，已在“新生代散文”作家身上结出丰硕果实。



     主题词：“新生代散文” 虚构现代/后现代精神


     Abstract
     “The essay of new generation” is a new artistic trend of essay, which came out in the world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 since mid-1980.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essays, it show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odern/post-modern living circumstances, writers of “the essay of new generation” have new made-up and imaginative ideas of essay on the basis of the truth of deep self, personality and moral character. And so, they depart from the formula followed in the past. Based on this, they embody the modern/post-modern spirit in their writings and ponder over the culture/civilization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and spiritual homeland——the childhood or the country, which reflects the specialities of their spiritual intension.
     The emergency of the essay of new generation brings the world Chinese essay to the pluralism pattern. The Chinese essay in the 20th century have borne innumerable fruits with the practice of the writers who experiment this new style.



     Key words: the essay of new generation, fiction, the modern/postmodern spirit


     中文提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世界汉语文学界出现一种新的散文创作倾向，相较于此前的散文话语言说方式，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特征。对这种倾向的指认，各地域板块采用了不同的描述方式。“新散文”、“新潮散文”、“新锐散文”、“新世代散文”、“后散文”、“新生代散文”等指认法在历时与共时的创作与批评阐释实践中，由共生状态趋向共认状态——“新生代散文”从多元命名法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对这一散文风貌的命名。
     “新生代”作为一个地质名词移植进文学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的命名中，意指颠覆了某些创作传统、使用新的语言写作方式的集体性的创作现象。其不同于先前状态的意指内核正契合了这种新的创作倾向的特质，它也构成了“新生代”这一命名中的恒定系数。当它作为创作主体的代际命名时，恒定系数（“新”）之外的可变系数随语境的变化而迁移，“新生代散文”话语中的可变系数也在随语境而变化，正如台湾作家林燿德和黄凡在所编的《新世代小说大系》中指出的：对“新世代”的界定“是一个因时空转移而产生相对诠释的名词”。本文拟将“新生代散文”界定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的创作主体体现出新的言说状态的散文，这些创作主体在散文思维方式、写作策略上具有极强的探索意向。不同地域“新生代散文”的主要作者包括苇岸、钟鸣、张锐锋、庞培、马莉，凌钝、樊善标、杜家祁，简媜、林燿德、唐捐，钟怡雯、林幸谦等。
     “新生代散文”创作主体在审美领域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相互关系中，不仅在审美领域内部拥有自身的自主性，而且身陷它们组成的关系网中，深受其影响和制约。新生代作家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沐浴在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浓厚氛围中。文学环境的改变更是为他们的创造性崛起提供了契机。在相对宽松多元的生存环境中，新生代主体建构了他们不同于前代的自由心态，诉诸笔端，既积极探索文体话语的革新，又能俯仰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沉思中。其中，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影响让他们触摸到文学本体与西方的许多现代与后现代话语，从而使他们能自然地逃逸传统叙事体式。
     基本上，八十年代中期之前的汉语散文界坚守的是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的观念，而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性掩盖了虚构的实质。“真实”对“新生代散文”来说，完全是主体人格和精神的真实，而真实的宝殿可以有多条通达之途。虚构成为“新生代散文”中一种本体论式的存在。新生代作家对自己由“真实——虚构”建构起来的喜剧性反讽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在这种清醒中自觉运用想像与虚构的修辞手法，以达到散文的“真实”内核，形成作者与读者之间、作品与读者之间、作品形式与内容之间一定的间距。虚构是“新生代散文”对传统散文话语有关“真”的狭隘理解的颠覆，“散文”话语的可变系数从而被“新生代散文”赋予新的内涵。
     “新生代散文”在审美领域已有的结构关系中夺回自己的资源和权力，首先便是洗去原先结构中赋予语言的过分的魔力和神圣色调，让语言从悬浮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态中返归地面，创造属于他们的新语言形态，与文坛业已定型的结构关系决裂。“新生代散文”作家大多具有写现代诗的背景，诗人所拥有的跳脱的思维，大胆的想象，敏锐的感觉能力，将“诗质”镶嵌在散文语言的血液和肌理里。这不同于平铺直叙式的浅浮的诗意，而是自我心灵的体认中凝结而成的诗质。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得以确立的新生代，带着诗人的眼光，致力于对感觉经验的再经验，在字质语感的锻炼和体味中，酿造新感觉和新感性。“新生代散文”另一极的语言回归表现为以语言来描摹世界，让语言回到事物本身。作者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让事物回归自己的本来状态，主体近乎呈现为所谓的“零度写作”。把许多概念名词引入散文中，从基本词汇形式上打破传统散文写实的传统及体现在具体文本中的具象化，是“新生代散文”在语言上又一陌生化成果。现代主义以重建宇宙秩序为己任，希冀艺术能做一切事情。而在后现代主义这里，由于语言成批生产和工业化语言出现，语言是独立的体系，“是语言说我，而非我说语言”。“新生代散文”语言实验还表现为后现代主义语言观的具体体现：文字的陈述，代替了事物本身，事物存在于文字之中。这是对文字符号能指的无限夸大，意符大于意指。语言以其自身的态势滋长蔓延扩张着，舍弃了所指而成为能指的聚合。
     “新生代散文”紧承的散文传统中，散文通常与其他文类诸如诗歌、小说、戏剧的关系，恰如高原、平原、山区、河流等，虽有模糊地带，却各自旗帜鲜明地在大地上支撑着自己的天地，具有自足性，这意味着它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拥有海拔、物质等凝结成的独特结构关系。“新生代散文”作家在复杂的文化心理构成中，情思需要诉诸更自由更多元化的疏导形式。小说、诗歌等文类在他们的探求中摇身而为丰腴的脂膏之地。
     对文本中叙述者“我”、创作者“我”与现实中的“我”三者分离叙述方式的挖掘和利用成为“新生代散文”的艺术自觉，多重叙述视角在不同时空中的游曳是已从惯常叙述模式中踏着轻快的节奏将自己展示出来了的“新生代散文”中常见的叙事行为，或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合谋戴着厚厚的面纱隐藏于文字深处，或隐含作者时时表明自己的身份，或隐含作者隐而不露且截然与文本中的叙述者分离开来——真正的作者在文本后面开开心心地挑剔着叙述者，像不声不响高踞其位修剪指甲的上帝。原来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同一，被它们的疏离替代。作者的这种非直陈式介入，是“新生代散文”作家在叙述方式上给自己涂抹的又一不同于前辈作家的色彩。这也暗合了读者自我意识强化后的阅读要求。
     真正的历史寄身于话语、符号、叙述等形式中，叙述主体只有不断颠覆、质疑，才能接近历史本身。“新生代散文”作家在对历史的多维思考中，突破既定思维方式、评析标准，彰显独立思维。这正是此创作群的个体意识从长期以来的群体意识中叛逆而出的表征。他们不再自觉地把群体意识内化、陷身于旧散文生态的笼罩中，而是寻求着自己的表述方式，颠覆原有的话语权力，展开多元叙述视角，尽可能回复历史真貌，在解码中寻求着自我意识的确认。今天由现时的一整套话语符号编码而成，体现的是当下整体文化流向。这股汹汹的整体之流有淹没个体之势。不论是对现实的形而上的思考，如苇岸、林燿德、林幸谦，还是形而下地关照现实，如冯秋子、老愚、钟怡雯等，都是创作主体为自我身份的诉求采取的言说视角。对文明流域中今天的关注，人与自然、人与都市、女性议题、文化位置、情感世界等，都成为他们笔触起伏跌宕的场域。其中，最引人注目者，是对人与自然、人与都市和女性问题的思索。
     人不断地行走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回望和寻找精神家园成为他们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怅惘之源。家园、原乡、童年成为他们生命之流的源泉。它可能是地理空间，亦可能是文化空间；可能是实在空间，也可能是想像空间。“家”这一意象凝聚了中华文化世世代代的文学书写者的目光，许多文学作品有因家的牵绊而让人忍不住回眸、数点着来时的脚印去追寻一个具体而抽象的“原乡”。“新生代散文”作家的原乡形象则大约可从两方面来思考：童年和文化。童年是许多作家的写作原点，如张锐锋、庞培等，但是童年在他们笔下也呈现出不同色调。文化的层面上又分为三极：林燿德式、苇岸式和林幸谦式。
     在历史不息的奔流中形成的汉字超越特定时空联系着几代华人，在言说中沉淀了他们共同的圣餐。各地文学创作主体虽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却在汉语这一共同语言的凝聚下，写作具有了某种共有意识。“可以预见，新生代的崛起，将成为世纪之交散文界一桩大事；从他们手中，必将出现真正的多元化的散文格局”，二十世纪以来的汉语散文，必将在他们身上结出累累果实。






     目录
     引言 1
     一、生存环境 1
     二、虚构——真实观念核心 5
     　　　　散文真实性传统　　　　　　　　　　　　　5
     　　　　“新生代散文”虚构意识　　　　　　　　　6
     三、现代——后现代精神书写 9
     　　　　语言回归　　　　　　　　　　　　　　　　10
     　　　　文类跨越　　　　　　　　　　　　　　　　15
     　　　　叙事调整　　　　　　　　　　　　　　　　18
     四、昨天——今天两极腾挪 22
     　　　　昨天　　　　　　　　　　　　　　　　　　23
     　　　　今天　　　　　　　　　　　　　　　　　　26
     五、童年——原乡意象选择 29
     　　　　时间的碎片　　　　　　　　　　　　　　　30
     　　　　空间的取像　　　　　　　　　　　　　　　32
     六、结束语 34
     注释　　　　　　　　　　　　　　　　　　　　　　35
     参考文献　　　　　　　　　　　　　　　　　　　　42






     镂空夜色的飞鸟［1］
     ——论“新生代散文”的特质

     引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世界汉语文学界出现一种新的散文创作倾向。相较于此前的散文话语言说方式，它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特征。对这种倾向的指认，各地域板块采用了不同的描述方式。“新散文”、“新潮散文”、“新锐散文”、“新世代散文”、“后散文”、“新生代散文”［2］等指认法在历时与共时的创作与批评阐释实践中，由共生状态趋向共认状态——“新生代散文”从多元命名法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对这一散文风貌的命名。
     “新生代”作为一个地质名词移植进文学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的命名中，意指颠覆了某些创作传统、使用新的语言写作方式的集体性的创作现象。其不同于先前状态的意指内核正契合了这种新的创作倾向的特质，这也构成了“新生代”这一命名中的恒定系数。当它作为创作主体的代际命名时，恒定系数（“新”）之外的可变系数随语境的变化而迁移[3]，“新生代散文”话语中的可变系数也在随语境而变化，正如台湾作家林燿德和黄凡在所编的《新世代小说大系》中指出的：对“新世代”的界定“是一个因时空转移而产生相对诠释的名词”［4］。本文拟将“新生代散文”界定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的创作主体体现出新的言说状态的散文，这些创作主体在散文思维方式、写作策略上具有极强的探索意向。不同地域“新生代散文”的主要作者包括苇岸、钟鸣、张锐锋、庞培、马莉，凌钝、樊善标、杜家祁，简媜、林燿德、唐捐，钟怡雯、林幸谦等［5］。
     各地域板块总体的文化语境千差万别，创作主体形成的文学观念不同，对文学书写的影响也存在极大差异。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语境中，这些“新生代散文”文本及其具体的言说方式有无共通处？若有，为什么会产生此类共通处？这些共通处以什么形态呈现在文本中？它们又指向何处？

     一、生存环境

     周作人在分析五四散文时指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6］他认为在“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颓废时代”，会产生大量言志的新思想、好文章。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艺术摆脱封建政治的束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场域都生成各自的原则，人被还原成人，人性、心灵等获得自由和解放。作为人对世界进行审美把握的文学，也必然获得言说的自由，出现繁盛。
     场域者，“乃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capital)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的”。现代社会“是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game)领域的聚合，而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下”，“是通过将自身分割为经济、政治、审美、知识等不同的场域而存在的”，“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而且各自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它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7］。现代社会在这些不同场域的原则界定和运作中，构建了自己的空间。各个场域遵循着自己特有的逻辑，并通过对其他场域法则的影响和反影响而构成自己的场域。其中的行动者又在自己的空间和所占据的位置，按照本场域的原则进行竞争，以维持或改变“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因而，各场域的相互关系是复杂和变动不居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影响，构成现代社会动态网络结构形态。
     “新生代散文”出现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孕育文学的文化环境在自己的运行中生成各种新因素的时期：曾经对文学有很大约束力和渗透性的政治因素，影响力渐渐消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各地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将从商业化土壤中萌芽并迅速繁盛的新价值形态播种于人们心中，形成经济资本对文化资本强有力的渗透；开放的政策和文化心态促进了各地相互之间、各地与国际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各地汉语文学在交流中走向了解和相互渗透，并展示了全球化特质。政治、经济、文化场域动态运作的呈示，对文化艺术场域产生复杂的影响，促进了生于斯长于斯、创作心理构成浸润其中的主体形成新的审美思维、散文观念和言说策略，也带来阅读市场中期待视野的新质。“新生代散文”在创作和接受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蓬勃的青春姿势和不可遏止的超越激情。
     在当代汉语文学场域中，政治与文学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生变化：政治由先前的显在形式躬身引退，作家从对政治的直接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从政治场域中抽身而出，更进一步显示了他们在文学场域中的支配者身份。“中国人——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国——已经觉醒，不断地想从既有的政治迷思的牢笼里挣脱出来”，形成民众的“脱意识形态化”［8］。政治影响的淡化，减弱了政治对审美领域的支配，从而使创作主体能在审美自身的规约中，获得比较独立的身份。
     然而，政治场域辐射其它场域时，并不仅仅呈现为一种形态。政治具有四个层次：政权机构、社会斗争战争、社会理想和思潮以及主体的政治抱负［9］。它与各地审美场域的历史关系，是不同层次的复杂联系，即使在八九十年代的消隐，也不表明它与其他领域的孤绝。它的各种因素在适当条件的刺激下，又可能把触角探入自身以外。审美领域中为了艺术的独立而进行的政治嘲讽、政治消解和无政治化，正是政治因素的逆向作用。
     八九十年代的世界是经济的世界，各地经济势力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纷纷进入社会活动的中心环节。经济的急遽发展带来现代化都市社会形态的成型；资讯事业的高度发展，又使各区域社会处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阶段，虽程度不同，但都具有两种文明特征并置的现象。经济在与其他场域组成的关系网络中，越来越处于支配地位。但它的支配方式，截然不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政治支配那种绝对而粗暴的方式。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其它领域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如“八O年代台湾经济急遽生长的能动性，压迫着台湾社会构造面临资本主义化的转型，导致被社会/文化包摄的大众社会开始扩大转化，从政治意识到消费行为都产生相当程度的反逆，至此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之间出现两极化的对立关系。”［10］不论台湾，还是其他区域，经济的能动性都得以充分表现——对政治、文化形态和价值场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它促使都市、都市文化和消费文化在各地快速发展起来，形成新的社会建构。香港居民几乎全生活在都市或临近区域内；台湾在一九八二年都市人口已增至总人口的75%，整个台湾发展成“都市岛”。中国大陆和马华的新生代作家也基本都生活在都市中。都市经验成为他们书写的关照点，特别是生活在台、港的新生代作家，对他们来说，都市经验几乎就是他们的价值基点。
     经济和都市崛起，“大众社会的扩大转化”，带动文化工业迅速发展。报业的发展，为文学作品提供了发表园地，如七八十年代之交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联合报·联合副刊》就利用报社丰厚的资本和强大的传播力，相互竞争，竭力吸收自己的学者和作家班底，在培植新人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举办“花踪”文学奖和国际文艺营，促进了马华文学的传承、新生代的提携及马华文学的国际化。台湾《文讯》召开新生代文学研讨会，中国大陆《大家》、《北京文学》、《散文天地》等设立“新生代散文”作品和研讨专栏，客观上给它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空间。然而，文学对期刊报业的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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