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三纲领”与“八条目”应为一个整体，这是理解《大学》的关键。“三纲领”中的“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而言，而“止于至善”则是指“明明德于天下”，即天下人皆能修其身。朱熹改“亲民”为“新民”并非无据，这可以由郭店竹简及《大学》的思想得到证明。“八条目”以修身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四项乃是修身的工夫，它与后者是一种交叉的关系，而不是并列的关系，“八条目”严格说来应为“四条目”。《大学》的思想具有二元的倾向，对以后的孟子、荀子均有所影响，但其主要还应属于思孟一系。
《大学》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自宋代列入四书以后，其影响更为巨大。但围绕《大学》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论，争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的成书年代；二是《大学》的思想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这两个方面又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最近出土的郭点竹简中许多观念范畴都与《大学》相近（1），为我们重新理解、探讨《大学》提供了重要材料。笔者曾著文指出《大学》成书较早，应为曾子或其弟子所作，近代以来认为《大学》形成于秦汉之际甚或汉武帝以后的观点难以成立（2）。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结合有关郭点竹简材料，对《大学》的内容及思想地位作进一步探讨。
（一）
《大学》一文不长，仅有短短的两千余字，然而一篇文章的生命力，往往不在于其字数的长短，甚至也不在于其思想的高深，而在于它是否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是否为后人留下阐释、发挥的空间，《大学》无疑作到这一点，它在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也正源于此。《大学》的思想一般被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而“三纲领”与“八条目”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大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理解《大学》的关键所在。《大学》首章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构成了《大学》的基本思想和“纲领”。对于什么是“明明德”，学术界有过种种不同的看法。宋明理学家如朱熹、王阳明等都把“明德”理解为“虚灵不昧”的心体，认为“明明德”即是发明此本有的心性，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它看作是“性”，而后者则看作是“心”。当代有些学者则往往把“明明德”与思孟的性善论联系起来，认为“明明德”是对《中庸》“自明诚”一语的发挥，并说“所谓‘明明德’，就是指通过修行，使‘明德’显明于心，并同时使性得以呈现于心。”（3）这些看法明显难以让人苟同，也未必符合《大学》的原义。因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明德”的观念虽然产生较早——《大学》引《康诰》“克明德”以释“明明德”即是明证——但自人性的角度以言“明德”则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从《大学》全文来看，其言“明德”尚处在未与人性联系在一起的阶段，更没有将其看作是内在的性，这是《大学》“明明德”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大学》成书较早的一个反映，看不到这一点，显然不符合《大学》思想的实际；与此不同，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大学》引“尧典《康诰》言‘德’或‘峻德’皆指德行说，那时似更不能意识到本有之心性也。”（4）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此处的明德，大概也只能作明智的行为解释，而不是指的是心。”（5）从《大学》所处的时代来看，说“明德”包含“德行”、“明智的行为”的意思并不为过，但这并不是《大学》“明德”的重点所在，因为《大学》全文很少提到“德行”、“明智的行为”，相反它反复强调“正心”、“诚意”，把它看作是“明明德”的重要手段，所以把“明德”仅仅理解为“德行”、“明智的行为”同样不够全面。其实，《大学》的“明明德”主要是针对“修身”而言的，因为下文接着说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由于以上各项是一种条件的蕴涵关系，这段话实际是说：欲明明德于天下，先修其身，然后齐其家、治其国、平天下。显然，“明明德”即“修其身”，而“明明德于天下”也即在此基础上使天下之人皆能修其身。孔颖达释“明明德”为“谓身有明德而更彰显之”，正指明了这一点。既然“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那么它就应当包括“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内容，理解《大学》的“明明德”，正应从此入手。
“明明德”之后的“亲民”，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程颐、朱熹主张“亲民”当作“新民”，程颐作《大学》定本一卷（6），对《大学》文字作了两处更动，一是将“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改为“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另一处即是将“亲民”改为“新民”；朱熹也认为“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7）其所作《大学章句》“亲民”下注曰：“亲，当作新。”但反对程、朱者也不乏其人，影响较大者如王阳明，曾与弟子徐爱辨“宜从旧本作‘亲民’”，列在《传习录》首章，认为“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足见二者的对立。郭点竹简中有“教民有新（亲）也”，（《唐虞之道》）“不戚不新（亲），不新（亲）不爱”（《五行》）等语，其中“亲”皆写作“新”，说明“亲”、“新”本可通用（8），朱熹等改“亲民”为“新民”并非无据，为我们讨论“亲民”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但要确定“亲民”是否为“新民”，仅有文字的根据还不够，因为这里实际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亲民”写作“新民”，但作“亲”讲，郭点简就是这种情况；一是“亲民”通“新民”，所以还须从思想内容上作进一步的判断。朱熹等改“亲民”为“新民”，主要? 撬强吹较挛挠小肮度招拢杖招隆薄ⅰ白餍旅瘛钡扔铮挥小扒酌瘛钡哪谌荩饩褪瞧渌档摹耙源目贾蛴芯荨保涣硗庠蚴强悸堑剿枷肷系牧怠Ｋ凇靶旅瘛毕伦⒃唬骸靶抡撸锲渚芍揭玻约茸悦髌涿鞯拢值蓖埔约叭耍怪嘤幸匀テ渚扇局垡病！痹谒蠢矗懊婕纫阉怠懊髅鞯隆保旅孀缘笔怯搿懊鞯隆庇泄氐摹靶旅瘛保羲凳恰扒酌瘛保颉拔囊濉倍嗌俨还涣帷Ｖ祆淙衔敖袂酌裨普撸晕囊逋浦蛭蘩怼保嗌儆行┛浯笃浯剩选靶旅瘛庇搿懊髅鞯隆薄ⅰ爸褂谥辽啤崩斫馕恢植⒘泄叵担抟墒呛侠淼摹Ｓ氪瞬煌跹裘髟虬选懊髅鞯隆庇搿扒酌瘛笨醋魇翘逵玫墓叵担骸懊髅鞯抡撸⑵涮斓赝蛭镆惶逯逡病Ｇ酌裾撸锲涮斓赝蛭镆惶逯靡病９拭髅鞯卤卦谟谇酌瘢酌衲怂悦髌涿鞯乱病！毕匀徊环显澹矣牒竺娴摹爸褂谥辽啤蔽薹ㄍ骋唬蚀游囊宓牧崂纯矗靶旅瘛蔽抟墒び凇扒酌瘛薄５跹裘髦髡呕指垂疟镜摹扒酌瘛保⒎墙鼋龀鲇谖囊宓目悸牵嵌栽缙谌逖д卫硐氲囊恢殖薪樱衔八登酌癖闶羌娼獭⒀猓敌旅癖憔跗恕保健捌恕保闶侵钙凇敖獭钡囊幻妗Ｔ谒蠢矗缙谌寮彝厥用裰诘纳侍猓髡畔妊蠼蹋鬃咏病袄险甙仓笥研胖僬呋持保ā堵塾? ·公冶长》），也是“养”之意大于“教”之意，所以“亲民”显然比“新民”更符合早期儒学的一贯主张。王阳明所论，可能是针对后儒“重教轻养”甚或“只教不养”的流弊而发，有其自身的价值（9），但却不足以解决《大学》“亲民”、“新民”问题的争论，因为《大学》虽然提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但其主要是属于儒学内部的“明德”系统，而不是“事功”系统（详下），从它的一些论述来看，也是重“教”（德）甚于重“养”（财），如“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所以从《大学》的思想性格看，仍是“新民”比“亲民”更接近原义。另外，从上下文看，《大学》的“亲民”主要对应的是“齐家”、“治国”，而作者在论述这些内容时，依然侧重的是“德”、“教”，如，“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君子贤其贤而要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这同样说明，《大学》的“亲民”应作“新民”。
“新民”之后的“至善”，前人往往理解为“至善之行”，如孔颖达：“在止于至善者，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朱熹也认为“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这种理解可能源于下面的一段文字：“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里的“仁”、“敬”、“孝”、“慈”等皆是指具体的人伦行为，而这段文字又是对“止于至善”的阐释、发挥，故人们往往以此来理解《大学》的“至善”。但仔细辨析，不难发现这种理解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没有揭示出“至善”与“明明德”、“亲民”的关系，使人无法看清二者的联系；其次，先秦儒学中“仁”、“敬”、“信”等概念往往既指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道德规范，又指具体人伦间的规定；与“至善”有关的往往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把“至善”理解为具体人伦的“至善之行”，显然不合适。实际上，“为人君，止于仁……”及与其前面的“《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等语一样，是对“止于至善”中“止”的解释，而不是对“至善”的解释，用它来理解“至善”乃是对原文的误解。王阳明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注意到“至善”与“明德”、“亲民”的关系，无疑胜于前面的解释，但他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传习录上》），则显然又是“六经注我”了。其实“止于至善”就是下文的“明明德于天下”，《大学》的这两段话实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作者先在文章的首段提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又在“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也”一段里，通过“修、齐、治、平”等八条目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前面说过，“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那么，“止于至善”显然是指修身的最终结果“明明德于天下”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大学》的三纲领与八条目实际是一个整体，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发挥，并非在三纲领之外另有一个八条目，也并非在八条目之上还有一个三纲领，二者不过是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表述。明白这一点，不仅“止于至善”等问题可以得到理解，整个《大学》的思想结构都可有一贯通。
除了内容之外，三纲领的关系同样也是《大学》研究中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由于《大学》的表述方式，人们往往以为由“明明德”到“止于至善”是一个渐进过程，“明明德”是始，“止于至善”是终，二者之间有一段距离。其实不然，在作者那里，“明明德”与“止于至善”实际是密不可分的，在“明明德”时便应以“止于至善”为目标，而只有确立了“止于至善”的目标，也才能真正地“明明德”。从这一点看，说《大学》是以“止于至善”为目标和出发点的，可能更为合适。三纲领后，作者接着说道：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知止”的“止”，朱熹注为：“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那么，“知止”即知道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是“止于至善”，而这种目标一旦确立，思想就会有一定向，平静而不妄动，对自身的境遇也能够安然处之，能够正确的思虑，能够有所收获、有所获得。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虑”显然不是一般的思虑，而主要是对如何“止于至善”的思虑，“得”也是对如何“止于至善”有所得，所以下面紧接着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朱熹注此句为：“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基本可取。这样作为道德实践手段的“明明德”，与作为道德实践目标的“知止”便呈现一种复杂而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从“本末”来说，“明明德”是本，离开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便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从“终始”说，则“知止”是始，只有“知止”，只有确立了“止于至善”的人生目标，才能真正去“明明德”，才能真正去实现这一目标。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大学之道”，也才能“近道矣”。
（二）
三纲领之后，作者又通过八条目对其作了进一步发挥，前面说过，三纲领与八条目乃是一个整体，二者具有一种对应关系，由此，我们也可以对《大学》中长期争议的问题有一新的认识。《大学》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构成所谓的八条目，而在这八项中，以“修身”为界，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八条目的主体部分应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则是对修身的补充、说明。徐复观先生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治而后天下平’一句之后，接着便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并未说‘一是皆以格物为本’，或‘一是皆以至知为本’；由此可知，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皆是修身的工夫。”（10）甚是。因此，由“格物”到“平天下”并非“一条鞭”式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大学》的八条目也应该只是四条目，“修身”以下四项，实际是对“修身”的进一步展开，严格说来，只是一项。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条目中，修身是内在的明德，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在的事功，《大学》主张由明德到事功，把事功建立在明德的基础上，与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与后者相比，更突出了修身的作用，“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修身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以修身为条件，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而由修身出发，便可能家齐、国治、天下平，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以往人们说到《大学》的“修、齐、治、平”，往往从事功的角度去理解它，把它看作是经世的经验和方法，其实不然，《大学》虽然提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对儒家的外王之学是一个发展，但它的重点是在内圣而不是外王，它不主张脱离内在的道德修养而去建功立业，经世治国，相反，而是要求把经世治国牢固地建立在明德的基础上，这可以说是《大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特点，同时经过思、孟的调整发展，成为儒家学者的一个基本立场。所以当历史上有人，如王安石、陈亮、叶适等，因注重制度的改革，或偏重外在的事功，对明德有所忽略时，往往遭到多数儒家学者的激烈反对，认为是“末也，非本也”，其原因就在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而不是说“古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从《大学》的这一句式来看，在修、齐、治、平之上实际还有一个更高的“明明德于天下”，而修、齐、治、平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和手段。“明明德于天下”与“平天下”并不相同，前者是就理想、道德实践言，后者则是就现实、政治实践言，但二者又存在密切关系，“平天下”为“明明德于天下”提供了保证，使其成为可能，而“明明德于天下”反过来又促使“平天下”的实现。因此，在《大学》那里，实际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道德实践过程，一方面由修身出发，达到“家齐、国治、天下平”，而“家齐、国治、天下平”则在更大范围内使明明德成为可能，使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去修其身、齐其家、治其国、平天下，使社会每一个人的道德生命都得到充分实现，而社会每一个人道德生命的实现，反过来又促使“家齐、国治、天下平”，如此延续，不断循环。而在这一过程中，“修身为本”与“止于至善”，个人与群体便在“明明德”上真正得到统一。
“修身”以下，作者提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四项对其作进一步阐发，而这一部分在《大学》中争议最多，故有必要作专门讨论。什么是格物？向来是《大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在思想史上很少有那个概念能象格物这样，产生过这么多的分歧，这么多不同意见。其中较有影响的，如郑玄认为“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礼记正义》）按这种说法，“格物”乃“致知”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显然不符合《大学》的原义。朱熹则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朱熹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有一定道理。不过他又认为格物的最终目的是“推极吾之知识”，即发明内心先天具有的理，显然又是主观发挥了。王阳明认为“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传习录上》）这个解释主观性更强，离《大学》的原义也更远。那么，格物的原义到底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大学》文本中去，从上下文义的关系结构中去寻找解答。以往学者或偏重于文字训诂，或偏重于哲学阐发，都有失片面。因为“格物”的“格”，歧义颇多，不胜枚举，仅影响较大的就有“来”、“至”、“正”、“度量”（《苍颉篇》）等数义，而“物”乃“大共名”，格物一词，文献中又没有旁证，所以仅凭训诂，显然难以找到答案；同样，《大学》一些概念、命题的陈述不够明确，为后人的哲学的阐发留下了空间，对思想、学术的发展可能不无裨益，但却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人们对其原义的理解。与此不同，《大学》虽然对格物等概念缺乏明确交代，但它的结构却相当严谨，不仅三纲领与八条目自成一体，而且上下文字互相照应。所以由此出发，庶几可以找到格物的真实含义。
前面已论述，《大学》的思想是由“修身”到“明明德于天下”的不断实践过程，而修身以下格、致、正、诚又是其手段和工夫，那么，格物、致知显然不是一般的认识活动，而主要是对如何“明明德于天下”的认识活动，这可以从《大学》的表达方式看得很清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格物”成为“明明德于天下”众多条件中的一个，也是最终的一个；而“格物”虽然只是修身的工夫和手段，而不是“明明德于天下”的直接工夫和手段，但它却和后者有着密切关系，是实现“明明德于天下”的一个重要条件。从这一点看，格物、致知与上文“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中的“虑”、“得”有某种相近之处，二者都是对“止于至善”（“知止”、“明明德于天下”与其基本相同，见上文）的思考、思虑，是对这一实践活动过程的认识，只是两段文字侧重有所不同而已。那么，《大学》是如何“止于至善”呢？显然即是由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过程，也即上文所说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大学》的格物显然是指此而言，是 “格”“身、家、国、天下”之物，即确立“身、家、国、天下”在“止于至善”中的地位和先后顺序，以便“知所先后”，发生“修、齐、治、平”的实践活动。因此，有学者主张“格物”即是“正名”（11），可谓切中肯綮。这不仅因为“格物”训为“正名”，有文字上的根据。如《方言》：“格，正也。”《孟子·离娄》：“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赵歧注：“格，正也。”《国语·楚语下》：“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韦昭注：“方，别也。物，名也。”“方物”就是分辨事物的名实或名分，格物与其意近，都是正名的意思。而且也符合早期儒家的一般思想，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把“正名”看作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民措手足的条件和基础，与《大学》由格物而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孔子所说的正名主要是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等级名分，而《大学》的格物则说的是身、家、国、天下，但这二者并非截然对立的，只不过前者是从人伦关系讲，后者是从实践过程讲，在精神实质上仍是一致的。
在先秦儒学中，正名从属于礼，是礼的核心，因此《大学》的格物与礼有密切的关系，把它释为“复礼”同样是讲得通的。明确了这一点，《大学》的“致知在格物”便容易理解。以往解释致知者，或认为是由内而外，“推极吾之知识”（朱熹），“致吾之良知于事事物物”（王阳明），或认为是由外而内，获取外部知识，前者属于主观发挥，明显不可取，后者虽有一定根据，但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因为从孔子开始，儒学虽有重视“学”、“知”的传统，但并不主张不加选择地认识外物，他们的认识对象既不是一般的物，也不是一般的事，而主要是指“人事”，尤其是指礼，这在早期儒学历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2）。而把致知理解为“即物穷理”，获取外部知识，显然没有反映出“致知”的这一特点。另外，《大学》的“致知”与“明明德于天下”具有内在的联系，是实现“明明德于天下”的必要条件，而若按上面的理解，显然没有将这种联系揭示出来。其实，《大学》的致知主要是对“正名”，也即身、家、国、天下而言的，是对修、齐、治、平实践活动的知，而这种知在当时主要属于礼，因而它又主要是对礼的知，这即是《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表达的意思所在。因为《大学》不仅讲“致知”，还讲“知止”，致知与知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知止是就人生理想言，规定了致知的目标和内容，而致知则是就具体实践言，服从于知止的需要，而致知与知止正是通过格物，也即是“正名”统一起来，所以脱离知止谈论致知，把致知简单理解为对外物的认知，显然没有理解《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真正含义。相反，如果理解了致知不是一般的知，而是关于修、齐、治、平之知，不仅上下文意可以豁然贯通，而且《大学》所谓“阙文”问题也可迎刃而解。《大学》在提出三纲领、八条目后，接着对其各项作了进一步阐发，而惟独对“致知在格物”没有具体说明，故朱熹认为“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并专门作补注一章。朱熹的补注后人或有微词，但《大学》有阙文的意见却被多数学者接受，如冯友兰先生也认为“惟所谓致知格物，下文未详细论及”（13），有学者虽然反对《大学》有阙文之说，但他们又试图在别的章节中寻找本章的说明文字（14），实际同样承认本章存在阙文。其实，以上看法都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大学》的“格物致知”所致，前面说过，《大学》的格物是“格”“身、家、国、天下”之物，致知是“致”“修、齐、治、平”之知，而《大学》一文正是对此内容的展开，“格物致? 敝家烟逑衷谖恼碌恼鼋峁怪校什辉傩枰潘得鳎粲兴得鳎聪灾馗础⒗圩福饩褪恰洞笱А贰爸轮诟裎铩毕掠小般谖摹钡脑蛩冢纱艘部梢苑粗ぃ汀案裎铩蔽耆稀洞笱А返谋疽濉?/P>
格物、致知以下，作者又提出正心、诚意二项，有学者认为“《大学》提出欲正其心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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