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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认为多数是拾人牙惠而不自知的“盲子”，少数是借民主之名谋私利的“巨奸”；今日再读这段话，能不让某些民主斗士汗颜？

　　对此，鲁迅主张“非物质”“重个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民主制度，在他看来，都不是救国之道，只有国民的素质是最重要的，所以必须“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立人之道，“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必须尊重发展个性，解放思想。“此所为明达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致，个性张，沙聚之帮，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这些思想的来源，就是十九世纪末开始在西方兴起的基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哲学。刘半农曾赠鲁迅一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上联说的是鲁迅思想的来源，下联说的是鲁迅文风，对此鲁迅自己也认可。托是托尔斯泰，指他的博爱主义；尼自然是尼采，指他的超人主义。博爱主义与超人主义本是水火不相容的，鲁迅却能把它们都拿来为我所用，“别立新宗”，并以博爱的精神，超人的姿态，对中国社会作最为深刻的分析和猛烈的攻击。即使到了现在为许多人所不满的晚年，他领导左联，与共产党同路，而托尼的影子仍然存在，又何尝丧失一丝一毫的独立人格？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外冷内热的诗人，卓然不群的战士。先生的一生，乃是博爱的一生，也是超人的一生。

反　民　主　的　鲁　迅

·姜太公·

　　方舟子对鲁迅先生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然遗憾的是，以舟子的过人才学，仍难免流于片面。舟子论鲁迅思想价值一文〔见上文棗编者注〕，本人认为无论在思维方式还是在思想倾向方面，都有可商榷的地方。

　　时至今日，毛泽东的治国思想对中国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大概是很少会有人视而不见了。以方舟子对历史的爱好，视毛为一代枭雄而加以敬仰，实不为过。

　　但借毛对鲁迅政治思想的推崇来抬高鲁迅思想的价值，甚至将其推上永恒的圣坛，就有些难以服众了，可说是所托非人。

　　尼采的超人学说作为政治思想可造成的危害，从比鲁迅稍后的希特勒身上，不难窥见一斑。为解释尼采学说对鲁迅的影响，舟子用“超人的姿态”来形容鲁迅，然后将鲁迅歌颂为“卓然不群的战士”。不知舟子是如何拴释“超人”的，从鲁迅身上鄙人是横竖看不出一点“超人”的影子。

　　舟子又称颂鲁迅的“博爱精神”，并谓其源之于托尔斯泰。以鲁迅多疑善怒的性格及“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斗争精神，恐怕离博爱精神还有一段距离吧？试想一下，如鲁迅确有象托氏那样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毛泽东仍会如是推崇他吗？当年梁漱溟只因劝毛对农民施点仁政，便遭来一顿臭骂。毛泽东恐怕是对鲁迅的斗争哲学更为推崇吧？

　　那么，鲁迅思想在今天到底还有多少价值呢？这个问题希望方舟子能结合鲁迅所处的时代大环境及今天的现实继续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这里鄙人仅简单考察一下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流露的部分思想。

　　一九○八年，二十七岁的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以文言撰写了《文化偏至论》。如方舟子所述，该文对西方的议会民主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称民主制度“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事实上，经计算机检索发现，在被誉为“诗与政治结晶”的鲁迅杂文中，不仅没有颂扬民主的文字，连“民主”这个字眼都未出现过。

　　鲁迅对民主为何持这种态度呢？

　　鲁迅诞生在被称为“报仇雪耻之乡”的浙江绍兴，幼时家庭败落，曾被趋炎附势的亲友视为“乞食者”。他因此看透了上流社会人物的虚伪堕落，对绅士阶级产生了极度的憎恶。与此同时，他又得以深入农村，从小和农民建立了较牢固的精神联系，具有老实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鲁迅是本世纪初留学日本的。当时正值戊戌维新失败之后，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日本成为中国流亡革命者的荟萃地。鲁迅常在课余时间赴集会，听演讲，置身于誓死埋葬封建王朝的火热的时代气氛之中。日俄战争期间，他又在课堂放映的幻灯片上目睹了中国同胞替俄军做探子而被日军砍头的情景，痛感身为弱国国民的悲哀，这使他在跟封建王朝决裂的同时又增长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情绪，并愤而改医从文，立志要铲除国民的愚昧，拯救中国。同时，鲁迅在日本接受的各种西方现代哲学思潮，使他产生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不信任，并起而寻找资本主义以外的世界。

　　鲁迅对民主的观点显然受到他老师章太炎和德国思想家施蒂纳、尼采等人的影响。章太炎认为当大多数民众处于愚昧状态时，民主制的选举适足以压抑贤良之士。尼采更是对“文明的邦国”存在的虚伪和偏颇进行了揭露，他将治国的希望寄托在一两个超人身上，而视民本主义为蛇蝎。

　　实际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思潮有着两种侧重不同的解释：一种强调平等，热心宣扬西方的民主主义政治思潮；一种认为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表现，因而更重视张扬个性，解放思想。胡适是前者的代表，鲁迅则是后者的表率。这种对外来文化的不同择取，不难看出，是不同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思维方式乃至个性特征所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不像胡适，鲁迅并未在西方民主国家生活过。虽然鲁迅对民主的观点无疑有其可取之处，但在中国当时尚未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体制之前就把民主制度说成比专制制度还要酷烈，恐怕难免陷入另一种极端。西方民主制度在不断演变进化，以鲁迅当年对民主的批判来指责今天的民主人士，多少有点类似用格烈佛的小说来攻击今天的民主社会。中国现在的情况也不同于本世纪初，鲁迅思想对今天中国的意义尚需要更深入的探讨。比方说，在缺乏宽容，高压专制不下于当年的今日中国，如何发展个性、解放思想，想必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

　　鄙人有个感觉，就是我们中国现今最需要的，不是鲁迅先生擅长的战斗精神，而是宽容。有了宽容精神，何来中文网上的接二连三的骂战？为了网上的和平，为了各地的中国人有个小小的互相了解的园地，我们有责任宣扬宽容平和的做人态度，为中国的进步，脚踏实地的作点努力。语言虽然很流畅，但似乎并没有严谨的逻辑论证，因此我并没有被打动。

答　《反　民　主　的　鲁　迅》

·方舟子·

　　对《反民主的鲁迅》一文我想说明两点。首先，我直接说明“毛泽东心目中的鲁迅思想价值，与我们认识的大概并不相同”，岂有拿毛压人之意？姜先生以毛泽东之凶残力证鲁迅思想之无博爱，岂非无的放矢？鲁迅先生之价值自有其著作证明，其地位不必靠任何人的推崇来确立。

　　其次，我说“托尼学说”是鲁迅的思想来源，姜先生以“多疑善怒的性格”反驳。以性格反驳思想，显然不能服人。鲁迅的博爱精神，即使是在二十年代也已是被肯定的，这可以参看当时文人的“鲁迅论”。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若无博爱精神，无对生活于苦难之中的芸芸众生的大怜悯，哪会“哀其不幸”，并把他们的不幸刻画出来以博读者洒一掬同情之泪？如果没有超人的姿态，不想挽救芸芸众生于苦难之中，又怎会“怒其不争”，先是弃医从文，进而弃小说写杂文，成为文坛上向社会进攻最猛烈的战士？称鲁迅先生的思想是“托尼学说”，是他自己也承认的，用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表达法，叫“内托外尼”，也就是我前文说的博爱的精神，超人的姿态。

　　《文化偏至论》一文之所以重要，不在于文章本身，而在于从中可以一窥鲁迅的思想源头。

也　谈　今　天　的　鲁　迅

·慕　陶·

　　飞龙说：“说到鲁迅骂国民性，骂了这么多年，除了惹恼了一些革命小将们反骂你不懂中国文化，实在是于事无补，甚至越骂越糟糕。看看共产党当政者，还不明白了吗？再说了，骂国民性的海了去了，也不止鲁迅一个。五四是个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的世道，谁不会骂？”

　　我觉得我们必须面对中国国民性的问题。鲁迅的作为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这份积极意义还未能充分彰显。此外，鲁迅在讨论中国国民性的时候，带了太多的情绪，至少是太多的讽刺意味，这平添了接受的阻力。我们何妨客观、理性地来检讨问题呢？

　　我以为，中国国民性里的负面性质，有一部分是历史阶段性的“负面”，换言之，这种负面性质在另一种历史阶段里是正面的。此外，一部分的负面性质则是过去享受的代价。西方人自由吗？他们在公共事务上所享受的自由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在过去。

　　我无意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涂脂抹粉，但也不赞成我们避而不谈。我们不能面对自己的国民性，就不可能努力去改变它，进步的可能性将是非常有限的。

　　哪个人不会骂人？这要看所谓“会”是什麽意思。泼妇骂街，骂上几十年，可以全触不到痛处；但是，鲁迅毕竟是有智慧的人，他的骂是能搔著痒处的。至于怎么样才能使国民性朝向较理想的方向改变，这份使命何不交给我们自己呢？

迅　的　逻　辑

·胡　彪·

　　鲁迅的东西读得不多，也不敢多读，读多了不利于修身养性。不信你可以注意一下中文网，见那种三句话不来就跟人掐上了而且还掐得不屈不挠的主儿，你去打听，十有八九是鲁迅的东西读多了。

　　据说，鲁迅的逻辑比较严谨，比如他认为，如果他长癞疮，我骂癞疮头，他要是领了去，那就是他的不是。的确严谨。然而，读过《流氓与文学》〔附录〕我动摇了，尤其最后一段，在逻辑上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兄弟从前作了一本《呐喊》，书皮用的红颜色，以表示白话、俗话的意　　　　思。后来，有一个学生带着这本书到南方来，半路上被官家给检查出来　　　　了，硬说他有赤色的嫌疑，就给毙了。这就和刘备禁酒的一样。刘备说　　　　，凡查着有酿酒器具的，就把他杀了。有一个臣跟他说，凡是男子都该　　　　杀，因为他们都有犯淫的器具。”

　　这无疑是在挖苦国民政府滥杀共产党人，很有力量而且不无幽默。可接下去鲁迅笔锋一转，我就跟不上了。

　　　　可是，他为什么行这种野蛮的手段呢？就是因为他出身微贱，怕人家看　　　　不起，所以用这种手段，以禁止人家讥讪诽谤。

　　这大概是借刘邦是流氓得势，喻讽国民党也是流氓得势。可这与出身微贱有什么关系？似乎在鲁迅的眼里，流氓都出身微贱，他提到的三个流氓，刘备、刘邦及朱洪武，出身都不高贵，他差点儿没说出身微贱的都是流氓。即便如此，这与国民党的出身如何发生关联？是有多少党国政要的出身不及鲁迅高贵？还是国民党本身出身微贱？好象都不是。但无论如何，鲁迅显然是把国民党归入了流氓之列。勉强是勉强了点，情之所至，多少有点穿凿附会，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接下去，鲁迅笔锋又一转，我基本就找不着北了。

　　　　这种情形在从前还有，象明太祖出身也很微贱，后来当了皇帝怕人家轻视，所以常看人家的文章。有一个人，他的文章里头有一句是“光天之下”，太祖认为这句的意思是“秃天子之下”，因为明太祖本来当过和尚，所以说有意侮辱他，就把这个人给杀了。像这样还能长久么？所以　　　　说：“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　　　　（以上为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５日默写）

　　暂且假定太祖“出身微贱”与“常看人家文章”有直接联系，反正朱元璋不亲自做证，谁也不能轻易否证。可后面的结论是什么意思？出身微贱江山坐不久？还是根本就不能坐江山？好象都对不上号。首先，朱家的江山好歹也坐了二百七十多年，在中国历代王朝中不算短了，“像这样还能长久么？”一句不知从何说起？其次，说朱家的天下是马上得的，也过于牵强了一点，有把明太祖与元太祖搞混的嫌疑。不过，非要说人家的天下是马上得的，别人也不好抬扛，可人家不光得了，而且还治了二百多年，这怎么解释？我是晕了，没晕的做点好事，帮咱找找北。

　　然而，这一段虽然逻辑上不通，读着特别扭，但鲁迅想表达的意思都表达出来了：诅咒国民党统治不会长久。渲泄情感是可以不讲逻辑的。

　　假如鲁迅能够长寿，能于半个世纪后，再做一次同一题目的演讲，其结尾极有可能是这样的：

　　　　把几十万知识分子都打成右派了。像这样，还能长久么？所以说：“穷　　　　穷棒子得天下，不能以穷棒子治之。”　　　　（以上为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５日默写）

流　氓　与　文　学

　　流氓是什么呢？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①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所谓流氓。

　　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由此可见儒和侠的流毒了。太史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是道家，道家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简直是空想，实际上做不到的。（以上为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７日默写）

　　儒墨的思想恰好搅乱道家“无为而治”的主义。司马迁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所以要反对他们。可是，也不可太轻视流氓，因为流氓要是得了时机，也是很厉害的。凡是一个时代，政治要是衰弱，流氓就乘机而起，闹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甚至于将政府推翻、取而代之的时候也不少。像刘备，从前就是一个流氓，后来居然也称为先主，刘邦出身也是一个流氓，后来伐秦灭楚，就当了汉高祖。还有朱洪武（明太祖）等等的，都是如此。

　　以上全说的是流氓。可是和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我们看一看，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新的文学还能存在么？口害！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计画，恐怕也‘无暇及此’。既然不新，便要复旧。所谓‘不进则退’，就是这不意思。（以上为１９３１年５月４日默写）

　　本来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及至本身有了地位，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如同现在提倡拳术、进行考试制度什么的，这都是旧有的。现在又要推行广大，这岂不是复旧么？为什么在革命未成功的时候，镇日价提倡新文化，打倒一切旧有的制度，及至革命成功以后，反倒要复旧呢？我们现在举一个例来说，比方有一个人在没钱的时候，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儿，这就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本来如此。他所用的方法，也不过是“儒的诡辩”和“侠的威胁”。

　　从前有《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三种刊物，比较都有点左倾赤色，现在全被禁止了。听说在禁止之前，就暗地里逮捕作者，秘密枪毙，并且还活埋了一位！口害，你瞧，这比秦始皇还厉害若干倍哪！（以上为１９３１年５月１８日默写）

　　兄弟从前作了一本《呐喊》，书皮用的红颜色，以表示白话、俗话的意思。后来，有一个学生带着这本书到南方来，半路上被官家给检查出来了，硬说他有赤色的嫌疑，就给毙了。这就和刘备禁酒的一样。刘备说，凡查着有酿酒器具的，就把他杀了。有一个臣跟他说，凡是男子都该杀，因为他们都有犯淫的器具。可是，他为什么行这种野蛮的手段呢？就是因为他出身微贱，怕人家看不起，所以用这种手段，以禁止人家讥讪诽谤。这种情形在从前还有，象明太祖出身也很微贱，后来当了皇帝怕人家轻视，所以常看人家的文章。有一个人，他的文章里头有一句是‘光天之下’，太祖认为这句的意思是‘秃天子之下’，因为明太祖本来当过和尚，所以说有意侮辱他，就把这个人给杀了。像这样还能长久么？所以说：‘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以上为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５日默写）

〔注①〕此文是鲁迅六十多年前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所作的演讲。同文书院是由日本人开办，主要是为在上海的日本人学习汉语而设的学校。鲁迅这次是为该院第２８期学生作“华语特别讲义”的。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日本《飚风》第２６期披露了在日本发现的这次演讲的记录。文中的“无赖子”、“壮士”、“三百代”言都是日语词，是无赖、流氓、痞子的意思。

乱　世　中　的　忌　日

·飞　龙·

　　今天五月六日是周作人先生的忌日。二十七年前的今天，正当神州大地处在人为制造的最昏暗的时刻，一代五四新文化大师，阖然辞世，享年八十有三。

　　让我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默默地缅怀这位“流氓和隐士”吧。

　　周作人先生的一生是极不平凡而又充满尖锐矛盾的一生，宛如我们可恨又可爱的伟大祖国几十年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固然，国之不幸，子民安能有和平？

　　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一样，周作人先生早年也曾经漂洋过海，到异邦求学。回国後在北京大学执教鞭十多年，亲历新文化史上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笔墨论战，成为五四“个性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的旗手和健将。先生的学问，在十数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他的学术成就，及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发扬光大。

　　周作人赞奉中庸、希腊的和谐、均衡与宁静之美。但他的一生却充满了生死般险峻的抉择。先生坐过大牢，遭过暗刺。

　　先生与中国民族结下极其复杂的恩怨。正如董秋芳在二十年代所问得那样：到底是中国民族对不起先生呢？还是先生对不起中国民族？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由于日本对中国的入侵而成了先生最难回答的了。我们知道，先生前半生对日本帝国主义训斥有加，直到抗战爆发的前夜，也没有停止对侵略者的呵叱与揭露。但由于出任伪职而不被中国人所原谅。

　　飞龙不禁好奇，假如周作人生就一个日本人，娶日本姑娘安家过日子，但对中国文化却有独到、深刻的认识并做出重大贡献，只是在日本侵华时被迫来中国担当过一段时间的文化官员。中国人民会怎样看待他人呢？怎样对待他的学问呢？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３日，离先生辞世还有一年余，也可能是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阴霭尚未刮到他的身边，先生的精神特别好，给我们留下一首风趣的辘轳体打油诗：

　　　　春风狂似虎

　　　　　　似虎不吃人

　　　　　　吃人也无法

　　　　　　无法管风神

　　先生的自传《知堂回想录》于１９７２年在香港刊行，叙事详备，冠同辈文豪之首。唯事涉个人情感、风月之事则轻描淡写，缺乏法儒卢梭之胆量。此桂冠只好留给另一个性学家张竞生了。先生自认是个性学家，熟读性学经典，晚年却患前列腺肿瘤而不治，未知可是冥冥中的劫数？

　　周作人先生在２４岁那年与日本的羽太信子小姐结婚，过了五十三年，直到１９６２年４月８日信子病逝在北大医院，可谓成功的婚姻。

　　改革开放后，周作人的后裔全部移居日本。

周　作　人　ＡＢＣ

·飞　龙·

　　　　　　　　　　　（Ａ）　周作人是个性学家吗？

　　周作人好比是一本大百科全书，他一生谈论过的话题太多，他读的书也非常多。这样後人对他的评价则往往会限于评论者的胆识与知识面，免不了会有管中窥豹之嫌。所幸他死得很从容，再加上他有个毛病，总喜欢唠唠叨叨地自说自话。下面一段话是周作人在１９３４年写给陶明志的，好象还印在了陶书《周作人评传》的扉页上，并且是用的大号字：“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书中于我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蔼理斯的著作棗以上在民国十九年为《燕大月刊》所写。现在可以加添一句，如不懂弗洛伊德的儿童心理，批评我的思想、态度无论怎么说法，全无是处全是徒劳。”（致陶明志，１９３４年）

　　在中国（１９４９年之前）介绍性学家蔼理斯著作学说的，除了周作人，还有早年（１９２６年）的张竞生，以及后来“新月派”的潘光旦先生。潘在４０年代翻译的书，到六·四前在中国大陆重印，仍造成轰动，因为蔼理斯这个名字及他所代表的性知识在中国有半个世纪的空白。

　　弗洛伊德在中国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所以说，中国人不能理解周作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Ｂ）　“流氓鬼”与“绅士鬼”

　　周作人自己曾说过，他的心头住著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大意说的是以前者的姿态去破坏旧世界的一切，而以后者的姿态去辅助一个新的未来。

　　周作人说：“〔这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晓，酗酒，斗欧，辱骂，都不是作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升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著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此处“破脚骨”是绍兴方言，大意是流氓阿飞之类。〕做绅士是很累的，尤其是在黑暗的世道。做流氓则要轻松得多。早年周作人、鲁迅都以流氓的姿态成名于世，他们写下的流氓檄文，由于我们的世道并没有根本的改良，所以今天读来仍后脊粱流汗。这是非常不幸的现实。

　　周作人和鲁迅的根本分歧，大体上说来是在１９２７年左右，那时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眼看著要砍流氓们的头了，鲁迅先生只好退缩到上海租界帝国主义的保护伞之下，变本加厉地做起他的流氓鬼，而周作人先生留在北京，和六·四后中国大陆的所有人的心态一样，只好去做他的绅士了棗尽管他还会时不时地借机发发牢骚。

　

　　　　　　　　　　　　　（Ｃ）　呼唤新文字

　　上一回介绍了周作人自认心头住著流氓和绅士两个鬼，其实类似的比方还有“叛徒和隐士”，如他在１９２７年为《泽泻集》所作的序言中写到：“戈德堡（Isaac Goldberg）批评蔼理斯说，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著。我毫不踌躇地将它们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

　　新文学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莫过于日本留学生郁达夫。他的成名小说集《沉沦》刚在中国刊行之时，因其露骨的性描写而遭到舆论界的一片非议。正是周作人本著美国作家莫台耳（Mordell ）在《文学里的色情》里所论，指出《沉沦》“属于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为了旗帜鲜明地捍卫他的“人的文学”的观点，周作人说道：“我临末要郑重地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 ），而非一般的读物。有人批评波特莱尔的诗说‘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颇不适合于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诗里得到真正稀有的力’。这几句话正可以移用在这里。”

　　他同时指出另一本日本留学生作品《留东外史》与《九尾龟》是一类货色，根本不是人的文学，不是他所呼唤的新文学。

　

　　　　　　　　　　（Ｄ）　与陈独秀争个人思想自由

　　话说当时周陈争宗教与个人思想信仰的自由。今天看来当然是陈错周对，但在当时却要复杂得多。掌权后的共产党将“五四新文化”肆意曲解成伟大战士鲁迅领导的运动，稍读点史书的人都不免付之一笑。

　　陈独秀说到底是个革命家、政治活动家。苏晓康说他死到临头才终于明白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此是后话。周作人说到底是个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提倡人本主义、常识主义①、提倡“人的文学”与宽容，等等。

　　据日本人尾崎文昭②的研究，他们二人曾经因为基督教问题而发生过一次影响深远的公开论战。时间：１９２２年。

　　事情从陈独秀参加领导的“非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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