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被社会神圣化：君权是“神授”的，人权也是“天赋”的，法律则是“自然”的，私有财产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什么时候人们才会对某种社会规范和道德观念产生神圣感？当只有少数人对它加以赞同、同意、接受时，是产生不了这种感觉的；只有在“社会上大部分人都对它加以赞同、同意、接受”时，神圣感才会产生。此时，在人的意识中浮现出的是对它的神圣感和敬畏感，仿佛它是从天而降的；至于它所具有的社会工具性，现在则被压入了人们的意识深处，人们已经意识不到了，而且人们有意识地不去想它的社会工具性；因为老是想着它的社会工具性，会削弱它的神圣性，而神圣性一旦被削弱，它的社会工具性的发挥就要打折扣。
一旦成为了某一社会体人们共识性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自由主义（和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和中国古代的儒家一样，虽然在内容上天差地别）就会相对容易地成为一代代后人的心中真理。在这些社会体中，自由主义已经是一种习俗和传统了，社会会用各种教育、训导、奖励、惩罚、社会控制等方式，把这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内在化于起码是大多数人的心中，使它成为这千万人心中确信不疑的“超我”。这一进行“内在化”的社会教育工程，一直被各个社会体常抓不懈，它包括一系列的机构，一系列的工作内容，甚至可以把监狱都视作这一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监狱的职能之一，就是改造犯人，令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在这种进入人心的方式上，自由主义是和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和中国古代的儒家一样的，虽然它们在内容上天差地别。
自由主义哲人是伟大的，他们对社会进程和时代精神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他们虽置身于纷乱庞杂的种种观念主张之中却对自己的主张极为自信，他们有着强烈的“把每个人都当人”的道德情怀，他们对虽然前程似锦却在当时尚未成形的共识性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有着极强的预见能力、理性整合能力和提炼升华能力。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自由主义谈的似乎很是平常，就像我们看牛顿力学定理很平常一样；可是，在欧洲当时的时代提出并坚信自由主义原则，必有过人的天赋、才华和胆识不可。
注释：
①详参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84～87页
②详参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228～234页
③详参冯达文，《回归自然 道家的主题与变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119～137页
④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186页。 详参该书186，208，209页
⑤转引自 吴冠军，《什么是启蒙——人的权利与康德的启蒙遗产》， 见开放时代2002 第四期44页
⑥转引自 吴冠军，《什么是启蒙——人的权利与康德的启蒙遗产》， 见开放时代2002 第四期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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