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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美学思想的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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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放进“括号”中的人,只能被这个事实本身拖进“括号”里面去。在现代技术对象奴役人的这一明摆着的事实上,海德格尔竟然幻想一方面顺应它和“利用”它,另方面却“同时也可以让这些对象栖息于自身,作为某种无关乎我们的内心和本质的东西”,对它采取一种“泰然任之”的态度(《泰然任之》,见《海德格尔选集》第1239页),似乎只要我们不去想它,它就可以不对我们发生影响。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脆弱和虚假性是很明显的。


  


(三)


  海德格尔不仅对传统美学表示轻蔑,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所谈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学”。他讨论的是存在问题和真理问题。不过,既然他通过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展开这些问题,他的讨论当然也触及到了传统美学的问题阈;或者不如说,他实际上是把传统美学的问题都转化成了他自己的基础本体论问题。例如在上述对艺术和艺术品的分析中,他就把传统所讨论的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转化为艺术(和艺术作品)本身直接的现实性的问题(见第4页)了。他甚至也按照传统的方式给艺术下了一个“定义”:“当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它便显现出来。这种显现——作为在作品中的真理的这一存在和作为作品——就是美”(第65页),“美乃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第40页)。这只不过是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翻版。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美学几乎处处都在模仿和重复黑格尔。“黑格尔的《美学》是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之本质的最全面的沉思,因为那是根据形而上学而做的沉思”(第63页)。海德格尔所做的改进只是对“真理”的解释不同:不再是传统的“已经发生了的存在者之真理”,而是“存在之真理”(第64—65页),艺术则是真理本身的涌现。在这种意义上,真就是美,美也就是真,艺术永远也不会“衰亡? 保涝墩季菔贝屠返闹行摹5庋斫獾囊帐鹾兔朗窃跹哪?


  首先,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海德格尔从艺术和美中排除了人或主体的感觉和体验,即排除了审美欣赏和美感,认为艺术享受和体验是“艺术死于其中的因素”(第63页)。由感性的立场来看待美和艺术在他看来完全是一个错误,这错误来自一个传统观点:“物是αισθητον,即,在感性的感官中通过感觉可以感知的东西”(第9页)。该希腊文意思是“感性物”,后来鲍姆加通从中引出“美学”(A sthetik)一词,意即“感性学”。不过海德格尔在这里完全没有切中问题。由感性立场来看待“物”和由感性立场来看待艺术(艺术品)及美并不是一回事。特别是近代以来,洛克的“第二性的质”和哈奇生的“内感官”学说盛行,休谟进一步把感性局限于与外在的“物”无关的主观心理活动,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鉴赏力的学说”并不把艺术和美看作对“物”的“感知”,而是看作与人的道德情感和人性有关。甚至鲍姆加通本人对美的理解最终也不是“感性所认识到的完善”,而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至于海德格尔对传统实体主义和亚里士多德“质料和形式”学说的批评(参看第7—14页),同样也只是切中了对“物”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而没有切中美学问题。当然,他立足于现象学而对传统的“物”的本体论作了很大的改造:他把本体论变成了美学或“诗化哲学”;但正因此使美学不再是美学,而成了地道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作为美学,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排除感性,所排除的只是感性的人或人的感性。如他说,艺术作品所敞开的是“金属闪烁,颜色发光,声音朗朗可听,词语得以言说。所有这一切得以出现,都是由于作品把自身置回到石头的硕大和沉重、木头的坚硬和韧性、金属的刚硬和光泽、颜色的明暗、声音的音调和词语的命名力量之中”(第30页)。但这一切都只是世界的“质料”,是世界“世界着”的显现。对世界的这种看法已经“返朴归真”到古代最朴素的感受方式上去了,但刻意把人的体验从中抽掉却无疑是现代人的一种做作。难道非要把人的感性隐去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吗?这只说明海德格尔眼中的“人”已经是完全丧失了感性的人,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被异化了的人:“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中;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80页)。但只有马克思,才提出了人和自然通过感性而真正达到的本源的内在同一,这就是在扬弃了异化的情况下,“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从而,它只能像我的本? 柿α孔魑恢种魈迥芰Χ晕卮嬖谧拍茄晕宜道创嬖谧牛蛭晕宜道慈魏我桓龆韵蟮囊庖澹ㄋ皇嵌阅歉鲇胨嗍视Φ母芯跛道床庞幸庖澹┒家晕业母芯跛芨兄某潭任蕖保ㄍ希?9页)。所以,“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的对象;因为对人说来,直接的感性的自然界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地就是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另一个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对他本身说来作为人的感性存在着”(同上,第82页)。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同上,第75页)。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意味着人就是整个自然,而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全部历史、发展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做的准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同上,第82页)。在人类以前的全部自然史都是人类形成的准备和“质料”,在人类之外的整个自然界都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不仅仅是万物和人的“载体”):从这个角度看,自然界本身就是大写的“人”,人的主体性就是自然界(或“大地”)本身的主体性。所以,只有通过实践和工业而形成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同上,第81页)。离开了人,自然界如何能够“闪烁发光”、“朗朗可听”?显然,“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同上,第79页)。


  其次,正因为上述理由,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本身是独立于人的鉴赏的,作品的保存并不在于鉴赏和艺术享受,而在于“保持着意愿的知道”,这种知道“没有剥夺作品的自立性,并没有把作品强行拉入纯然体验的领域,并不把作品贬低为一个体验的激发者的角色……在保存意义上的知道与那种鉴赏家对作品的形式、品质和魅力的鉴赏力相去甚远”(第52页)。虽然艺术行业通过鉴赏家也能把真正的艺术作品流传下来,但“作品的保存作为知道,乃是冷静地置身于作品中发生着的真理的阴森惊人的东西中”(第51页),它是拒斥美感的。应当说,海德格尔对艺术作品的唯一性、孤独性及其中所包含的“阴森”与“亲切”、遮蔽与敞开的矛盾的揭示(如见第47、50页等处)是很深刻的,特别对于现代艺术来说,传统的艺术趣味已成为平庸的标志,大量具有冲击力的作品都是借助于阴森的拒斥和遮蔽(如布莱希特所谓“陌生化”)来敞开存在者最本己存在的真理的,而且一般说来,只有某种遮蔽才使得敞开澄明成为可能。海德格尔举例说:“色彩闪烁发光而且唯求闪烁。要是我们自作聪明地加以测定,把色彩分解为波长数据,那色彩早就杳无踪迹了。只有当它尚未被揭示、未被解释之际,它才显示自身”,“只有当大地作为本质上不可展开的东西被保持和保护之际,……大地才敞开地澄亮了,才作为大地本身而显现出来”(第31页)。所以对人的艺术感受和体验来说,作品必须表现出大地的“自行锁闭”,必须有所不言、意在言外,才真正是对大地神秘性的敞开。作品或作品中的真理无非就是这种遮蔽和敞开的矛盾的实现。不过,海德格尔在这方面无疑走过头了。他竟认为“真理在本质上即是非真理”,“这种以遮蔽方式的否定属于作为澄明的无蔽”,而且在此轻蔑地排除了“辩证”意义上的理解(第38页),似乎我们只要一味地去寻求那隐秘、晦涩、迷乱的东西,就是在寻求真理了。其实,艺术作品中的遮蔽、沉默、隐忍、“此时无声胜有声”,无非是艺术家内心澄明的一种表达方式,他体会到了,却说不出,或说出即不是(禅宗所谓“才说一物便不是”);但即使不可言传,毕竟可以“意会”,所以艺术家、作品和读者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有可能是互相通透和透明的、“澄明无蔽”的,这时作品中的“不说”就是艺术家和读者内心中的“说”,作品中的“反说”倒是内心中的“正说”。此外,艺术家也并不是刻意追求隐晦的,他努力追求的是淋漓尽致的表达,只是在表达的极限上,他只能用沉默和隐忍来加以暗示和隐喻罢了。海德格尔故意将艺术家和读者、将现实地创造和? 郎鸵帐踝髌返摹叭恕敝糜谒奶致鄯段е猓匀豢床煌敢帐踝髌飞砩纤逑值恼庵帜谠诘恼帕Γ佣斐闪硕砸帐醯恼婢竦恼嬲摹罢诒巍薄S牒5赂穸喾矗诼砜怂伎蠢矗匀唤缫埠茫俗约旱淖髌泛筒芬埠茫蛏隙疾淮嬖谌魏我跎薜亩鳎蛭邯?/P> 


  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辨驳的证明。既然人和自然界的本质性,亦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此在和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此在,已经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本质、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本质的问题,亦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本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4页,译文据Kleine o konomische Schriften,in:B u cherei des Marxismus-Leninismus.Band 42.Dietz Verlag GmbH,Berlin.1.Auflage 1955.S.139.有改动。)


  这就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感性的透明性。而自然界的异己性和陌生性是人自己造成的,也一定会随着人自身的进一步的实践活动而被扬弃,这将导致“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同上,第85页)。人的“此在”(Dasein)在与自然界相同一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不断丰富和深入的过程,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挡人自身本质的无限涌现:这就是以艺术为代表的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真精神。


  最后,海德格尔利用德文dichten兼有的一般的“创作”和特殊的“作诗”这两重含义,而力图把艺术创作归结为诗,把诗归结为语言,把语言引向诗与思(denken)的对话(参看《诗人何为?》,载《林中路》第278、281等页),最终达到美与真的同一。他也承认,不能把一切艺术都归结为狭义的诗歌(Poesie),但毕竟认为后者“在整个艺术领域中是占有突出地位的”(第57页),“狭义上的诗,在根本意义上才是最原始的诗……因为语言保存着诗的原始本质”(第58页)。在这里,他举了建筑、绘画、音乐来作比较,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提到舞蹈。舞蹈至少应当和诗歌同样地原始。对艺术的这样一种看法并不仅仅表明他受到德国美学传统的影响(如康德、黑格尔都把诗看作最高艺术,但叔本华和尼采则推崇音乐),而是表明他试图将艺术驱赶上形而上学哲学之途的苦心。他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而不是什么人们交往的“工具”;因此存在是在语言中“在起来”、“道说(sagen)”出来的。真正的道说是诗意的道说,即创造性的道说,这同时也就是真正的“运思”。所以,“唯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由于语言首度命名存在者,这种命名才把存在者带向词语而显现出来。这一命名指派存在者,使之源于其存在而达于其存在”(第57页)。在这里,海德格尔把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也对其更深刻的内在含义作了创造性的挖掘。他认为,通常把“逻各斯”(Logos)理解为“言说”是不够的,从其希腊文的本义来说,它首先意味着“让看见”;为了让人看见,必须“展示”、“显示”(因而与“现象学”有内在联系)(参看《存在与时间》,第7节);而展示就是“聚集”、“综合”。所以逻各斯意味着把各种成分(语词)“聚集”起来,就像博物馆把各种事物收集在一起展览一样。我们看到,对逻各斯的这种理解正是他对艺术作品的理解的形而上学根据,因为正如艺术家在艺术作品背后隐而不显一样,逻各斯的言说者也被置于括号之中了;正如艺术作品只是“被创造”一样,逻各斯也是“被展示”、“被聚集”。这样,人的主动性变成了人的作品的被动性,而人的作品的被动性则“悬欠”着更高层次上的主动性: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


  但同样的问题再次提出来了:不是人说语言,是谁说语言?在基督教中,上帝就是“道”;在海德格尔这里,“道”(Logos)是否也意味着上帝呢?我们的确可以看出语言对于人的言说的某种先在性,如果不想把这种先在性轻易归于上帝的话,难道就没有更好、更平实的解释了吗?其实,按照马克思的思路,这一点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当然,马克思没有专门探讨语言问题,但与海德格尔把语言看作“存在的家”类似,马克思也把语言看作“思维本身的要素”和“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这种要素就是“感性的自然界”(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2页),也就是前述海德格尔所谓世界的“质料”(“闪烁发光”、“朗朗可听”等等)。在另一处马克思说:“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质料]的‘纠缠’,物质[质料]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显然,同样把语言看作思想的“质料”,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根本区别却在于,? 谴尤说母行怨叵导瓷缁峁叵道蠢斫庹庵帧爸柿稀钡模蛭健按嬖凇保砜怂技恿俗胖睾诺摹笆恰保谒蠢次薹鞘恰按嗽凇钡摹霸谑馈保簿鸵馕蹲湃说睦沸缘纳缁嵘睢K运担骸安唤鑫业幕疃牟牧希跰aterial,又译“质料”或“物质”],——甚至思想家在其中活动的语言本身,——是作为社会的产物给与我的,而且我自身的此在(Dasein)也是社会的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5页,译文据德文本有改动)。换言之,语言之所以是(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存在的家”,只是由于它不过是“此在在世”的“质料”而已。海德格尔的理解却是颠倒的:作品之所以“使质料出现”,词语之所以“得以言说”(第30页),或“经由诗人的使用,才成为并保持为词语”(第31页),是由于它道说了、保存了“存在”,揭示了“让无蔽发生的敞开领域”,所以“敞开领域才在存在者中间使存在者发光和鸣响”(第56页)。这无疑是一条引向神秘主义方向去的思路。海德格尔之所以无法解决艺术作品的本源问题,与这种思路有本质的关系。


  本文对海德格尔艺术观的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他始终没有摆脱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幻觉,即一切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对唯一的一个哲学概念的澄清上,由此便能够一劳永逸地把握真理,或坐等真理的出现,至少,也能把可说的话说完;却忘记为自由的、无限可能的、感性的人类实践活动留下充分的余地。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视域至今还未被哲学家们超越,并且往往能使我们深入到这些哲学家们的隐秘的底线。这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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